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11-2 14:45 编辑 四
1976年1月8日是个万马齐喑普天落泪的日子。
这天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9日早晨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得知这一噩耗的。我边听边流泪，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失去这么好的总理而难过。后来又听广播说是11日下午周总理遗体火化，12日起周总理的骨灰盒将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3天，供人民吊唁。不久，展览会便正式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们从10日开始停止展出，由治丧委员会布置吊唁大厅。
10日早晨我们将大殿里的展板都卸下来，放在展墙后面，一会儿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连同工人就来到文化宫大殿，他们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把大殿布置成吊唁大厅，他们先用黑黄两种颜色的布匹在大殿里里外外搭上布帐，随后在大殿室内四周和大殿屋外及台阶两侧，摆放了数百个花圈，又在大殿的廊檐下挂上“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在大殿里面正中间摆放好周恩来的巨幅遗像，遗像上方装饰着黑黄两色的绸带，遗像两旁有两名手持带有刺刀的全自动步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那里护卫着，在遗像前的一座高台上安放着红漆骨灰盒，那时11日下午周总理的遗体火化后，被紧急运送过来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骨灰盒四周摆满了鲜花翠柏，骨灰盒前方高台下摆放着邓颖超同志敬献的花圈。
在布置吊唁大厅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展览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始终跟着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跑前跑后帮助布置会场。在文化宫大殿展览会停展吊唁周总理期间，展览会的一般人员像解说员、保卫人员、后勤人员等都放假自行参加悼念活动，我们展览会秘书组和保卫组、后勤组的领导都在文化宫东配殿里值班备勤。12日我们最早来到大殿吊唁，望着眼前周总理的巨幅照片，他平易近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幕幕往事又涌现在眼前，我们禁不住又痛哭起来。
在吊唁期间我们还关注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人对周恩来逝世的态度和反应，关注他们送的花圈，我们发现我们在欧洲最坚定的战友阿尔巴尼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和罗马尼亚的领袖尼古拉·齐奥赛斯库都赠送的是在北京制作的花圈，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却是在朝鲜用鲜花精心制作，用专机专门运送到北京的花圈，可能是欧洲距离我们国家太远，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才在北京制作吧，不过这也就充分显现出朝鲜人民乃至金日成本人对周总理的深厚情谊。在正式吊唁时我看到了金主席送的花圈，只是觉得花圈做得特别好看但怎么个好看法却没有看清楚，待三天的吊唁活动结束之后在吊唁大厅拆卸之前，我们有幸来到大殿找到金日成主席用专机送来的花圈。只见花圈全部是用鲜花结扎而成，鲜花特别鲜艳美丽漂亮，好多鲜花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是就是觉得好看，可以说那个花圈是整个吊唁大厅里摆放的数百个花圈中做得最好最珍贵的花圈。金日成主席亲自从平壤用专机给周总理送花圈的事儿深深记在我心中，几十年后我从青年人变成老年人了，好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但金主席亲自送的用鲜花做的花圈却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记忆中，让我一辈子也忘怀不了。
3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多了起来。因为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我见到纪念碑前围拢了很多人就骑车过去看，只见纪念碑的台阶上摆放了很多悼念周总理的花圈，人们站在花圈前默哀致敬，我也站在旁边默哀。我每天都去纪念碑那儿转一圈然后再回宣武分局。
4月5日这一天纪念碑四周人特别多，我下班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只见纪念碑周围人山人海，纪念碑的台阶上早已放满各种大小不一的花圈，送花圈的队伍络绎不绝，很快后送来的花圈就把前面送来的花圈压在底下了。有的人站在花圈前默哀，有的人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高声朗诵花圈上的诗句，更有的人站在台阶上演讲，我站在那里拿出纸笔默默地抄记着。我记得我抄记的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们在台阶下和台阶上的人遥相呼应，上边念一句下边跟着念一句很是壮观。我和演讲的人有同感，我深深为我们国家在周总理去世后的前途而担忧，也为江青等人压制人民悼念周总理而气愤。我正在仔细地看着新送来的花圈，忽然眼前闪过公安局便衣的影子，我大吃一惊，赶快四处看去，一看不得了，原来在纪念碑四周群众中布满了类似便衣的人，他们有的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有的拿着照相机在那儿偷拍着什么，我忽然想起刚才下班离开文化宫大门时，看到文化宫的小树林中有很多工人民兵和公安局的便衣在那歇着，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他们可能要行动！要对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的人们下手了！我顾不得多想，赶快骑上自行车就往分局跑。
果然当天夜里市里集中了北京卫戌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数千人对天安门广场及纪念碑周围的人员进行清剿，并将摆放在纪念碑周围的数百个花圈全部清除干净。我是在第二天早上从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中听说的。广播中还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支持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听了广播以后我更加糊涂了，悼念周总理怎么成了反革命?邓小平怎么就成了幕后支持者？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也深深地庆幸自己那天傍晚在纪念碑周围发现便衣比较早，走得比较快，没有让便衣盯上，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市各单位都在深挖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四五”事件的参与者，我们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会也根据市里的部署开展了深挖学习活动，每个人按照中央对“四·五”事件的定性口径对照检查自己，交代自己那几天的行踪。我交代：我回分局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有时我只是骑车路过顺便看了一眼，我没有抄录诗词也没有参加其它什么行动，好几次检查我都是这么说的。幸好我在纪念碑的活动没有被便衣用照相机拍照下来，否则我就是有千张嘴万张嘴也说不清楚。再加上有宋景明这个学习组长的袒护，我终于顺利过关了。
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也是个不幸之年，随着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7月6日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元帅朱德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的心里真是没着没落的，感觉世界快要停止了转动，这些好领导都一个个离开我们而去，下一步我们可怎么办啊？
正当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时候，7月28日夜里举世闻名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那天我正在分局秘书科里屋我的床上睡觉，夜里我忽然感到床铺左右摇摆起来，不好了，可能是地震！我飞身下地边喊边跑，第一个跑到分局院里，紧接着正在秘书科值夜班的科长张允祥也跑到院里。这时大地还在抖动，我看到四周的房屋还在上下左右随着大地的起伏晃动而颤动。这时各科的值班人员也都陆续跑到院子里。等到地震停止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些跑到院里的人员都只穿着短裤赤裸着上身，大家这才赶快回屋快速穿上衣服来到院里。
那时分局的院子比较大，院内还没有盖什么楼房建筑，十几个值班人员就站在院子里等到天亮。天亮后同志们陆续赶来上班，待早晨听广播，我们才知道是唐山发生大地震了。我们对分局的地震损失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查，我见分局的房屋没什么大碍，我又问了问张科长分局也没有什么紧急任务，我就跟张允祥科长打了个招呼直奔文化宫展览会去。
到了文化宫大殿院内的展览会一看，这些古老的建筑都很结实很棒，除了大殿掉了几块瓦，二殿的一处房顶甩掉房角外，其它没什么损坏。后来听东配殿值班的说，7月28日夜里大地震时东配殿和大殿里的房屋嘎嘎作响很是吓人，值班的人员跑到大殿院里避震，东配殿和大殿的房子还在响动，那声音就跟一件木结构的家具跟什么东西较劲发出的声音一样，只不过声音要大出好多倍。原来文化宫大殿和东配殿这些古老的建筑当初建房时都是用的榫子结构而没有用一根铁钉，地震时房屋上下摇摆左右晃动使千百个榫子一起较劲，那声音能不大吗！
由于地震原因打击苏修间谍展览暂停了，我们跟其它单位一样也在大殿的院子里搭建了防震棚，我们临时在地震棚里值班。这种情景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待地震形势稳定之后我们又搬回东配殿。那时我们家也和其他街坊一样在苏州胡同我们家附近的东单公园里搭建了防震棚，我1977年结婚时就是在东单公园的防震棚里举办的。
唐山大地震的损失是巨大的，光死亡人数就有二十多万。一座工农业都相对发达的城市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其经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我们拒绝了国际援助，就我们自己一个国家在那苦苦支撑着，艰苦卓绝地开展着抗震救灾建设新家园的工作。我当时多么想投身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和现场的解放军、公安干警一起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啊！但那时人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高，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当时人们行动的准则。于是，我就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刻准备着听从党的号令，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但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等到上级派我去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去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机会，我只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来支援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
正当我们全心身的抗震救灾时更大的灾难降临了，9月9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惊天的消息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去世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这些人全蒙了。其实毛主席早就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已经抢救好几次了，但这是当时国家的核心机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又怎么会知道呢。当时忽然听说毛主席因病去世，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那几天总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世界快要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记不清当时毛主席的丧事是怎样办的，我那些天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大脑整天处于悬空无主的状态，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失去了伟大的导师，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怎么办？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何处去？华国锋虽然有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但是他那么短的革命经历，担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党政一把手能行吗？我整天忧心忡忡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其规模其声势场面各个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追悼会是在9月18日下午召开的。雄伟壮丽的天安门正前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通栏横幅，上面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17个大字，7米高的毛主席巨幅遗像竖立在横幅下面天安门城楼正中央，上面用黑黄两色布匹织成的缎带缠绕着。天安门前专为追悼会召开而临时搭建的和天安门色彩一致的红色高台巍峨矗立着。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站满了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其数量足有100多万。下午3时追悼大会正式举行，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致悼辞，整个追悼会开了有半个多钟头。我当时没有参加追悼大会，是在文化宫东配殿听的实况广播。追悼大会结束之后我和展览会主任武力峰、解说组组长姜凤岐和秘书组的胡德明去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领会追悼会的现场情况，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我们还让胡德明为我们合影留念。今天每当我拿出当时的照片再仔细端详那时的我们时，我发现照片中我们每个人都紧锁着眉头凝视着远方，那神情那姿态还真有点忧国忧民的味道呢。
10月18日前后不知从哪传出消息说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四人帮”已被中央抓了起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听了暗自高兴，但又担心消息不真实自己空高兴一场。正在自己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等着中央的消息的时候，中央的通知正式下发了：10月6日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愿，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市委决定10月21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和我们公安分局的同事们参加了这次全市大游行。人们自发的走上街头，脸上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悦，蹦蹦跳跳地来到长安街，高举着华国锋的画像和“坚决支持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的横幅，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走了很长的路，人们边游行边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但我们没有丝毫的疲劳感。那天人可真多，后来听说足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参加了庆祝大游行。
人们为了庆祝胜利还专门买来仨公一母四只螃蟹蒸着吃，四只螃蟹代表“四人帮”,吃掉四只螃蟹就是消灭了“四人帮”。人们尽情欢呼尽情歌唱，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歌唱我们又重新开始的幸福新生活！
粉碎“四人帮”不久展览会又开始恢复展览。但这次展出的时间不长，到1977年5月，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就正式结束了展出。
打击苏修间谍展览虽然只展出两年多点的时间，但作为一个部门的专项展览，两年多的展览时间还是够长的了，她给北京市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有近一半的北京市家庭人口都参观了这个展览，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的成年人口有一多半人都参观过打击苏绣间谍展览，都接受过预防苏修间谍的教育。现在一提起这个展览，5、60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津津乐道的说一说苏联间谍的事，聊一聊当年苏联间谍李洪枢的故事。这个展览会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她开阔了我的知识面，增长了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也使我在公安写作中又增添又熟悉了“展览”这门新的文体。她也锻炼了我以工作为家，个人的一切都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自觉忠实于党忠实于国家的优秀品德。为我以后几十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的警察事业无私奉献，打下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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