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警察生涯》连载13（轰动世界的李洪枢案件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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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创造辉煌 创建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工作的新天地
（1974年11月至1996年6月）
这是创造辉煌的时代，从我1974年11月借调到北京市公安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工作以来，我就踏入了市公安局宣传警察的行列，1977年展览工作结束我被正式调入市公安局办公室研究科、宣传科工作，以副科长的身份主管内部刊物《公安通讯》和思想政治工作，历经五任科长后升任科长，1988年成立法制宣传处后任牵头副处长、处长，同时兼任《首都公安报》和《金盾》杂志总编辑，北京市公安局影视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直到1996年6月调任北京警察学院副院长。22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翱翔，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经营着公安宣传工作，使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被砸烂，《首都公安报》被撤销，外发稿件几乎一篇没有，到后来成立了处级宣传机构，恢复了《首都公安报》，创立了《金盾》杂志，外发稿件做到“天天报纸有字，电台有声，电视台有影”，每年在省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发稿件6万多篇，仅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刊发市公安局方面的稿件2000多条。创造了公安宣传工作的鼎盛时代。
一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研究科科长宋景明说，我被借调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也是市局早就选中了我，然后一步步培养考察我，经过多次考验认为我基本合格后才正式派人到分局协商借调我的。据说市局办公室领导是从《北京日报》上刊登我的文章《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开始注意我的。因为当时能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全局是很稀罕的事，不像后来我当市局法制宣传处处长期间，组织全局民警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号召民警人人写稿，全局宣传干部每天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各类文章就有近200篇次。那时警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很少见，一年也没有几篇，更何况我又刊登的是几千字的署名文章，其影响就更大了。从那时起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领导就指定专门人员注意我的行踪，后来我被调到宣武分局秘书科后他们更加紧了对我的考察与培养。
机会来了，1974年夏季市局在宣武区召开全市治保积极分子大会，市局办公室拟让分局代市局起草一篇领导讲话稿，他们点名让我参加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以此考察我的写作能力与水平。那天下午市局研究科科长宋景明亲自来到分局秘书科，他和秘书科科长张允祥一起召集我们秘书科调研组的同志开会，赵润生、老孟、老曲加上我我们几个人参加写作。由老宋讲了市局的要求，张允祥给我们几个人作了分工，我们一人写一部分大约十来分钟的篇幅，最后由张允祥负责统稿。由于这篇讲话稿要求比较高，它是代市局主要领导起草的，所以要有一定的高度，要站在市局领导的角度去写，对全市情况要有科学的概括，对宣武区的情况也要恰如其分的联系到，对全市存在的问题要有深度的分析，对下一步工作要有明确的现实与长远要求相结合的有高度的指示，总之一定要高屋建瓴写出领导的水平。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分别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去写，大家连晚饭都没吃，一鼓作气一直写到晚上8、9点钟把稿子交给张科长后才去吃饭。
我负责最后一部分领导要求的起草，由于我刚从派出所调上来对派出所工作还很熟，再加上我是个积极好学勇于创新的人，对治保工作早已有颇为成熟的看法，对全市治保工作存在什么问题？当前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设想打算？等等，都有较为深刻的看法。这次我又从领导的高度重新梳理了一下，使其更加科学更加有高度、厚度和深度，使其更加有指导意义。果然我写的和其他同志所写的那一部分都得到张允祥和宋景明两位科长的肯定。事后宋景明科长和我说：你们几位同志写得都不错，但最重要最难写最要水平的是你写的那一部分。没想到你对治保工作还了解那么深，还真有独到见解呢！我心说亏了这次考核赶上自己熟悉的工作了，要是遇到别的领域别的工作范围说不定自己还真砸锅写不出来了呢！
通过替领导准备讲话稿我顺利通过了市局的考察。这年年底宋景明科长又来到分局，他这次来是专门为借调我去市局帮助工作而找分局协商的，分局同意了市局的意见。1974年年底我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向正在这里办公的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筹备组报到。我又迎来了新的工作，我将要在新的工作领域新的工作环境和新的市局里的人员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筹备组设在风景秀丽又显得深沉高贵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院内的东配殿内，我被分配到秘书组工作。组长就是市局研究科科长宋景明，副组长有市局二处秘书科科长张西和我。当时二处是负责外国间谍侦查工作的，后来市局分出个国家安全局，二处也就随着转到安全局去了。宋景明当年有41、2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大眼睛高鼻梁，说话带有点江苏口音。他特别能写，逻辑思维方面的文字像各种报告、简报、计划安排、总结、领导讲话等，他都是信手拈来，在别人看来很难写的东西到他这儿都不成问题；在形象思维方面的文字像诗歌、电影文学剧本他也写得不错，以后根据这个展览的主要案件李洪枢案件编写的反特影片《熊迹》就是由老宋协助公安部王文林编剧的，里面的电影插曲也是由老宋写的歌词。可见宋景明确实是写作高手。后来听说老宋原在公安部治安局工作是部里少数几个有名的大秀才之一。1966年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等一大批人员被打倒之后，公安部派李钊等一批干部到北京市公安局任职，老宋就是这批干部之中的一个。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被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政法公社”所占领，再后来又被实行军事管制，这期间老宋一直在市公安局工作。这次因为老宋参与了李洪枢案件的侦破工作，有关这次展览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一系列报告又都是老宋起草的，所以顺理成章他就成了这个展览筹备组的重要成员。
我来到筹备组报到时筹备组刚组建不久，我的具体任务是和张西一起根据展览大纲编写版面说明，挑选确定放大版面照片，编写解说词等。当时李洪枢案件是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苏联间谍案件。据当年人民日报刊登的由新华社总编辑穆青撰写的长篇通讯《苏修间谍落网记》记载，中国人李洪枢1967年4月叛逃到苏联，1970年被苏联当局弄到莫斯科军事情报机关进行特种技能特务训练，1972年6月被苏联情报机关派遣回国，进行一系列收集情报活动。1973年12月27日李洪枢收到莫斯科密电，命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9时30分至晚10时到朝阳区西坝河桥下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接头，递交情报领取电台等，暗号由李洪枢说“我是阿麟。”对方答“我是白桦。”经过侦查我公安机关获得这些情报，当即由市局外国间谍侦查处领导魏相如带人对西坝河桥周围的地形地物进行详细勘查，制定周密可行的侦破方案，报经上级批准后开始部署。
魏相如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人民公安队伍工作的老公安老革命了，从1949年北京一解放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先后任内五、内四、西四、东四分局局长，技侦处处长、东城分局局长、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直至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劳改工作管理局局长，退休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会长。1973年魏相如担任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后具体负责李洪枢案件专案侦查班子的领导工作，那时“四人帮”干扰案件侦破工作十分严重，江青就胡说什么“小心上当”，“可能已经上当了”等。其险恶目的是企图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大帽子。而这时北京市公安局名义上已经撤销军管，可那些军代表摇身一变都成为局、处、科长了，实行的是“没有军管会的军管”。魏相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主持这个专案班子的。他顶住极大压力兢兢业业，集思广益，精心策划，全力组织，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当时的西坝河桥又窄又破，桥的四周一片空旷，由于没有灯光周围一片漆黑。桥东北300多米处有零星的几户人家，经做工作取得他们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从头天晚上起市公安局就派侦查员在西坝河桥四周隐蔽起来。当晚9时40分李洪枢在西坝河桥下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对完暗号李洪枢刚把装有情报的口罩交给对方，对方将装有小型电台、设置天线的示意图及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伪造的空白中国边境通行证和5000元人民币及几百斤全国通用粮票等物品的手提包交给李洪枢时，信号弹、照明弹冲天而起，早已埋伏好的的警察与民兵蜂拥而至，将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和李洪枢等人当场人赃俱获！随后又将去接他们的苏联使馆人员马尔琴柯等人抓获。1974年1月19日我外交部宣布：苏联外交官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科洛索夫等5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案件史末。
当然了这里还有不少细节像李洪枢与苏联间谍交接情报、交接特工用品的秘密交接点，我们展览时都有照片，有的我们展览筹备组的人员还实地查看过。比如有个秘密接头点在西郊卧佛寺里院的金鱼池旁的第几根（具体第几根已忘）栏杆下。又比如有一个秘密交接点就在西城区后海北岸汇通祠后边一座小山包上的一棵古树下的树洞里，李洪枢和苏联间谍就是在这棵古树下的树洞里交接情报和特务活动经费等物品。这些秘密交接点和接头点我们都实地查看过，看上去都很一般，跟周围环境没什么两样，但这些间谍特务们却在这些地方干着那么多肮脏的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魏相如同志在侦破李洪枢案件中是立了大功的，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曾说：专案班子的同志们立了大功，要给予表彰奖励。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原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一直顶着没办。1974年国庆节，魏相如收到周恩来总理署名的一张请帖，邀请他参加国庆活动，和全国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礼等一系列活动，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魏相如同志组织侦破李洪枢案件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当时展览办公室主任是市公安局二处处长武力峰，很奇怪当时二处处长任命了两个人，一人是魏相如，另一人就是武力峰，两个人全是正处长。副主任有二处副处长顾林昉和一名任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的军代表和市公安局后勤处副处长组成。武力峰、顾林昉和宋景明一样都是和李钊一起从公安部调到市局的，听说展览结束后不久武力峰和顾林昉就相聚返回公安部工作。武力峰也是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老公安。解放前他曾在中共晋南地委社会部、公安处任干事、股长和科长，全国解放后在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任政治干事、二处负责人，以后调到北京市公安局任文化保卫处、外国间谍侦查处和技侦处处长，后担任公安部二局副局级巡视员直至退休。顾林昉情况就不同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随中央工作组去上海夺权，任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后又担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彭冲同志的秘书，再后来彭冲同志调到中央政法委任书记，顾也随着调回北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很快又升任秘书长，后来顾又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直至退休。在他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期间，我那时已经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处长兼《金盾》杂志社主编，我还曾就廉政建设等问题专门采访过他，这篇专访文章后来刊登在《金盾》杂志的头条了。
在筹备工作前期我们秘书组的任务最重，要收集展品编写版面说明词放大照片等，那时我和宋景明等男同志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晚上就在文化宫东配殿里睡。反正我也不回家，我的床就安在分局秘书科办公室里，在展览筹备组睡和在分局睡也没什么区别。那时吃饭比较远，食堂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边后河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去吃饭先要走出大殿的院子来到文化宫东侧，再往北走一段时间就到了。一般情况下每人在食堂只吃一顿饭，可我们加班的就不同了，我们要吃三顿，时间长了我们就和食堂工作人员混熟了，有时加班时间晚了我们来到食堂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去做。食堂位于后河边上，值夜班的大师傅常常把鱼钩顺着北边的窗户顺到河里，很快就能钓上几条活蹦乱跳的鲜鱼来，这一晚上我们吃夜宵可就有下酒菜了。
待后勤组和文化公司制作展览版面时解说组开始集中了。市局政治部一声令下全局各单位的几十位18、9岁的小姑娘一夜之间就来到展览会筹备组，真是忽如一日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小姑娘们叽叽喳喳欢蹦乱跳顿时給沉闷的大殿带来生机。解说组组长是市局交管处宣传科叫姜凤岐的科长，老姜黑黑的但人很随和，展览会工作结束后他又回到交管处宣传科继续当科长，后来升任交管处副处长，再后来交管处改为交管局老姜又任交管局副局长直至到年龄退休。副组长是市局交管处宣传科一位姓马的大姐，她是交管处文艺宣传队出身带这些女孩子有一套，她把她们按版面内容分为四个解说小组每组10来个人。每天上班后她们就分散开来按照不同部分的内容去背诵解说词，这时我们秘书组的几位同志就分散到她们当中听取她们对解说词的意见，我们随时作出修改。每天下班前她们都集中开会，由马副组长给她们讲评一天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明天应作的准备工作。没几天工夫，这些小姑娘们就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了。
当时还曾发生“老鼠闹大殿”的事儿，在展览会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些解说员中午都在大殿里展板四周的空隙中搭床休息，原来展板与大殿四周的墙壁中间有两米左右的空隙，后勤组在这些空隙处搭了几十副床板，平时没有讲解任务的解说员就在这里休息。时间久了有的解说员发现自己放在休息室的面包、水果不知被谁咬走一块，不可能是人咬的，那么是什么咬的呢？姑娘们在互相猜疑着。有一天中午大家正在午休，忽然从安静的大殿休息室里传出“妈呀······”的刺耳叫声，被惊醒的姑娘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两三只硕大的老鼠正“吱吱”的叫着往墙壁四周跑去。据当时在场的解说员介绍说那几只老鼠个头特别大，每个连身子带尾巴足有一尺长，当时几个姑娘吓得挤在一起不敢睁眼去看。原来文化宫大殿是个古老的木制结构的建筑，加上里面经常搞展览，人们带的能吃的东西又很多，于是这里便成了老鼠的天堂。那些18、9岁的小姑娘们平日里哪见过这么大的老鼠，自然这件事就七嘴八舌的传开了。很快事情就反映到展览会领导耳中，他们心说不能让几只老鼠影响展览的顺利进行，于是就让后勤组派人仔细检查大殿四周的墙壁，凡是有窟窿有缝隙的地方都用沙子水泥给堵上，并在墙壁四周撒上鼠药，从此在展览会展出的两年多时间里很少有人发现老鼠的踪迹了。
在展览正式展出之后我们秘书组的任务相对轻了些。秘书组平时主要任务是出展览工作简报，和个别修改修改解说词等，所以秘书组的人员就减少了2、3人还剩4、5个人，而接待组和保卫组还有解说组的工作量却增大了。
接待组是专为组织人们参观给参观的单位发放门票而设立的。打击苏修间谍展览是内部展览，说是内部但对单位有组织的组织人们参观却没什么限制，只要是单位领走的票就可以参观。这里有一个科学安排参观人数的问题，展览会一天参观的最大容量是多少？根据这个容量一天都组织哪些单位多少人参观？这些都需要提前十天八天的算出来并把票提前发下去，才能保证这一天来参观的人不至于少得没人或多得装不下。在展览会开馆的两年多时间里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足有数百万人次。要知道在七十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是那么贫乏，除了几个样板戏之外人们平时几乎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在那种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你竟然搞什么大型展览，又是很有吸引力的打击间谍展览，人们能不积极参观吗？
保卫组是为维护展览现场秩序保证参观有序安全进行而设立的。每天来参观的人们大都排着长队，有时会在文化宫大殿院里形成蛇形队伍，更有极个别的时候连大殿院里都排不开了，人们只好顺着队伍排到大殿外。这时维持秩序的任务就特别繁重，每天上岗的保卫组人员就得有十几个人。但是维持排队秩序对于公安人员来说纯属小菜一碟，每天参观人数那么多但秩序仍然井然有序，在两年多的展出时间里没有发生一起大的治安保卫问题，这不能不归功于保卫组工作做得好。
到了展览后期国家领导人也来参观我们的展览，甚至连外国兄弟党的负责人也纷纷赶来参观。他们参观大都安排在晚上普通观众参观完闭馆之后，我们秘书组突然接到通知，人大常委会哪位副委员长，全国政协某位副主席，国务院某位副总理以及某部部长要来参观，我们向展览会领导和市局领导汇报后立即向相关部门布置留下足够力量，待晚上领导人参观时由展览会领导和我们秘书组人员陪同，领导人在参观中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指示，我们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再整理出简报向上级汇报。外国人来参观也基本是这些程序，当年友好国家的领导来参观由外交部通知安排，兄弟党的领导人来参观则由中联部具体组织。我记得当时和中国关系不错的几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几个兄弟党的主要领导，只要他们到中国来访问都到我们展览会参观过。最有名的是东南亚那个在1975年刚刚夺取政权，领导人身份也刚刚浮出水面的共产党铁腕领导人以及他的战友们。因为他们是秘密访华，身份又比较高，所以那天晚上参观搞得比较神秘，连公安部警卫局的警卫都上了，我们展览会的陪同人员也是压缩到最低。那个领导人长得跟中国人相似，不到50岁的样子，上中个，身材魁梧。随着参观的深入他不时地说着什么，可惜我现在全忘了。我只记得跟他随行的有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部长，年纪非常轻只有30来岁，我当时觉得好奇就问陪同的中联部的同志，他说你别看他年轻，他可是曾经经受过无数次战斗考验的部队保卫部门的领导！我看着眼前其貌不扬甚至还有些稚嫩的毛头小伙子，怎么也跟一个国家的公安部部长挂不上钩。
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展出两年多的打击苏修间谍展览正式闭幕了。我和宋景明还有后勤组、保卫组的一两个人留下做善后工作，我们组织人员将展览版面全部拍摄下来，我们又整理了各个部门的档案，最后我们写出整个展览会的总结。当我们将展览会的全部档案移送到市局档案处之后，我们的善后工作才算全部结束。
照片说明：
1，打击苏修间谍展览部分人员合影。
2，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全体人员合影。
3，打击苏修间谍展览秘书组组长宋景明（右）合作者、秘书组副组长马卫东。
4，破获苏修间谍案主要人员，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魏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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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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