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9-28 13:57 编辑 九
1974年3月31日我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是我孜孜以求追求了近10 年才终于实现梦想的幸福时刻。
我1964年9月当上一名人民警察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由一名普通学员成长为学员班长，再成长为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思想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由开始的简单的“挣钱养家”的思想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再到后来坚定竖立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坚定信念。早在1965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时，在我的思想完成由“挣钱养家”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时，我就萌生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因为自己的一切转变都是党给带来的，从小了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从大了说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从那时起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以后隔一段时间就写一份，中间还隔长不短地向组织写思想汇报。
到1966年4、5月间，终于有一天队干事李庆祥找我谈话，他说作为介绍人之一我庄重地找你谈话，你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和思想汇报党组织都已收到，党组织考验了你很长时间现在认为你基本上够一名共产党员了，你要继续努力经受住组织上的最后的考验。他还告诉我：你入党已经没有问题，家庭社会关系也已经调查完毕，就等着你填写入党志愿书和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当天晚上我兴奋的半宿没有睡着觉，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更加积极更加努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支部大会的召开。
然而形势突变，在李干事找我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安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几天前在王府井地区发生了歹徒杨国庆砍伤外国人的事件，为加强各繁华地区的基层治安力量，市局党组决定公安学校第十七期和第十八期两期学员全部提前毕业分配。并宣布之前个别留校工作的同学一律随这次同学统一分配。我愕然了，我为自己失去几个月前留到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工作的机会而惋惜，更为即将加入党组织而因为这次毕业分配而入不成而恼恨。但毕业分配是全校的大局，自己无法抗拒，只能随着分配大军来到宣武分局。临行前李庆祥老师又找我谈心，他说这次你没有加入党组织没关系千万别泄气，就当做你再一次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他鼓励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经受住考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会在学校等着你早日加入党组织的消息！我坚定地说请李老师放心，我会努力去做的，请您等待着我的好消息吧!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形势发展会是那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到来，先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到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又是打、砸、枪、抄，砸烂“封、资、修旧世界”，跟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各行各业全面夺权，再后来公、检、法系统先是被政法学院夺权，后又被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生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哪还有人去考虑党员发展工作呢!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党组织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在派出所这样的环境里入党还轮不到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那时在派出所里最基本的人员是工农兵，是大多数贫下中农出身当过兵的老战士，所以在派出所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人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但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老实巴交的人。我当时是派出所里有名的“小知识分子”、“大秀才”，给人一种天生就有的“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要给你带上，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切行踪都会和“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挂上钩，似乎你怎么注意，怎么克服也解决不了。我就被戴上“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帽子克服了好几年老也克服不掉。跟我一块下放到派出所的刘宝栋以出身好为人老实虚心好学为名，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我在政治学习上在工作业务上尽管多么积极多么努力，也永远摆脱不掉骄傲的帽子。其实刘宝栋要比我机灵的多，他在入党上的付出以及努力程度要比我小的多，可人家却会来事，给人的印象好。我们几个小伙伴整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玩耍，谁不知道谁啊，真的刘宝栋还真的没我做的好，没我作出的贡献大，但人家那么早就入了党，我却还在一旁努力争取着。我牢记李庆祥老师在公安学校分手时的嘱托，我没有丧失信心，继续不屈不挠地努力着，终于在1974年3月31日在我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后九年，距离党组织第一次考虑吸收我加入党组织八年之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激动，我兴奋，我高兴。我决心从入党这天起要坚决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准备着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974年4月初我奉调来到宣武分局秘书科任调研员。秘书科设在分局大院路北的房间里，在我们秘书科后面第二进小院里，是分局主要领导办公的地方，有分局长、副分局长的办公室，也有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专供分局长召开会议时使用。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调研组起草各种文字材料和分局的各种简报，我的办公室的后窗户外面就是分局长办公的小院，前窗户和屋门都是朝南开的，正对着分局最大的院子。我当时还没有结婚成家，为了便于工作我就把家安在秘书科里，我在我的办公桌旁支了一张木床平时就在办公室里吃住，除了星期天白天回家看看，星期天晚上又返回办公室住宿，平常很少回家。那时秘书科办公室的卫生和秘书科门前院里的卫生基本上由我和每天的值班员包了，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整理完个人卫生后我就开始和值班员一起打扫室内外卫生，我们先扫地，扫完室内扫室外，然后再用墩布把每间办公室的地面墩擦干净。一切都归着完毕后我们又给各个房间的暖瓶打满开水，然后我们就在分局院里或者锻炼锻炼身体或是坐在办公桌前读读书看看报。然后就去分局食堂吃早饭，吃完早饭同志们陆续来上班了，一天的办公室生活开始了。有时赶上谁值夜班家里有事我就替他值班，反正我也在科里住，那时科里科外的卫生就我一人包了。那个时侯我刚27、8岁，年轻有的是力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整天没事找事干，就跟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似地。
那时秘书科科长是张允祥，45、6岁，半秃顶，说话和蔼可亲，他是分局的大秀才，分局里赶上写大材料像起草分局每年的计划安排，写年度总结，写局长在重要场合的讲话稿等他都要参加。有时是他亲自写，有时是他和调研组的几位同志合着写，大家合着写时他就先把大伙叫到一起，仔细研究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大致可以分为几段？用什么手法写？等等。直到大伙把要写的文章弄懂弄通为止。然后大家再按照文章的段落分工分头去写，最后确定一个人来统稿。那段时间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完成很多写作任务。后来我调到市局工作以后得知他升任宣武分局副局长主管办公室等工作。再后来听说他调到中共宣武区政法委工作，直到退休。
我在秘书科最要好、最尊敬、最佩服的要数赵润生了，他可以说是我在秘书科工作的师傅。老赵37、8岁，身体瘦瘦的，肤色蜡白，头发发黄，看样子似乎得过大病，后来在一起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确实得过肺结核病身体虚弱得很。他是秘书科调研组组长，专写分局的大文章、打材料，他为人热情好帮助人，他也是个不怕苦不怕累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同志。他家住在大栅栏街道的大外廊营胡同，属于我当外勤民警时我的责任区的居民。我那时经常下责任区熟悉户口情况就认识了老赵，后来得知他是分局的大笔杆子特别能写，我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我就常在星期天往他家跑，跟他探讨学习各种文体的写法，每次他都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从不嫌我麻烦嫌我事多。我记得我的好几篇大批判稿就是他帮助我写的，像那篇《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的稿子，里面的结构、逻辑关系就是他帮助我出的点子，他说对反动派为什么不能讲“仁爱”？因为反动派坏，你就要在这个“坏”字上做文章，把林彪的坏给他说准说清，然后侧重说清我们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解放前反动派怎么坏，这个坏要用人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话。他还帮助我总结完善出“几家欢乐万家愁，几家歌声到处忧，几家灯火彻夜亮，一片泪水处处流。”的点睛之笔。经过他的指点与修改，这篇文章果然增色不少，在大批判会上一宣读就引来阵阵掌声。后来我又把这篇稿件投给北京日报社，人家也是二话没说就给发表了。这些都和赵润生同志的帮助分不开。还有我在居委会搞的街史沿革调查，在决定怎么写时我也事先征求了老赵的意见，他也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使这本资料基本上具有了书的轮廓。
这次我调到秘书科和他在一起工作真是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我有机会整天和他在一起请他教我各种文体的写法，我也有机会可以成天向他直接求教了。像简报的写法，我过去只不过是照猫画虎只知其皮毛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写法，现在老赵都拿着简报的范本从理论到实践给我耐心讲解。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简报是在我在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留校工作期间写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简报，简报到底应该怎么写？就跟着老同志的样子学，后来简报本身通过了领导审查但简报到底怎么写却没有弄明白。以前在派出所当材料内勤时也经常往分局报简报，但那时的简报也都是自己照葫芦画瓢来的，也都是形像而本质并不像的所谓“简报”。这回有赵润生这位耐心细心的老师教我，我真是如鱼得水进步飞快，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真正掌握了简报的写法还学会了诸如计划、总结、报告、经验介绍材料和领导讲话稿等多种文体的写作，待我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时，我已经是警察写作“十八般武器”样样会用的“警察秀才”了。
在秘书科里还有一位大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就是浦亚红。那时她才30多岁，中等个，不胖不瘦，标准身材。她皮肤白净，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留着齐肩长发，但平时长发都束成发髻，显得典雅高贵，只有在洗发后才松散着瀑布般的长发在办公室里走动。她虽然已经30多岁脸上也已开始出现皱纹，但是岁月毕竟遮不住她年轻时的美丽漂亮。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宣武分局时到秘书科办事遇到过她，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她20多岁真是特别漂亮，我敢说她是宣武分局里最漂亮的姑娘。她留着两条短小辫，身穿上白下绿的旧军裙，显得青春耀眼朝气蓬勃。现在她虽然没有那时那么年轻，身上也缺少了耀眼的朝气，但是美丽还在漂亮依旧，而且还显得更加典雅更加高贵了些。时过40多年我至今还记得她，除了她的美貌外，还有她的脾气性格。她天生能说，而且脾气急躁，你跟她说话光听她啪啪地说个没完你很少插得进嘴，不过能说归能说讲理归讲理，咱们平心而论她还是很讲理的。
记得有一次一位兄弟科室的老同志因为报情况晚了些我说了他几句他不接受批评就和我争吵起来，而且不依不饶好像情况报晚了错误不是他造成的而是我造成的了。正在一旁收发文件的浦大姐听到我们的争吵，感到错误确实不在我而在对方，于是她就来到我们俩面前冲着那位老同志说：你怎么说话呢？你的情况报晚了还有理了！你强词夺理干什么，你还怕人家年轻人不认识你？得了，给咱们老同志积点德吧，情况报晚了就是报晚了下次注意不就得了，还至于跟人家新来的年轻人没完没了非得弄出个子卯寅丑来！她这么一说，那位老同志没话可说了。一场愈演愈烈的争吵被浦大姐这么几句话一说，就化解开了。所以虽然时间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好多事情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浦大姐30多岁时的漂亮形象和她快人快语的性格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1974年我是喜事不断，是“大丰收”年。先是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调到宣武公安分局秘书科专门从事文字调研工作，随后又在6、7月份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先后参加共青团宣武区代表大会和共青团北京市代表大会。年底又有两件喜事落在我的身上，一是11月宣武公安分局党组正式任命我为秘书科副科长；二是在年底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来找分局协商调我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
后来在我调到市公安局工作以后张允祥副局长告诉我，实际上宣武公安分局早就把我列为提拔对象一直在考察我，早在派出所我写大批判稿时就引起分局秘书科领导的重视，觉得我是写作的苗子，就派赵润生同志暗中培养帮助我，以后《北京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他们更是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就把我作为重点对象加以培养，先是和派出所党支部研究发展我入党，随后又把我调到分局秘书科，在这期间我不仅完成了几件大的稿件的写作，而且平日虚心好学，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认真，赢得周围上上下下同志的夸奖。再后来宣武公安分局党委又选送我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参加了区团代会和市团代会，和全市优秀青年代表共商国事。这一切都是分局领导为培养我所作的一系列工作。我听了张副局长的介绍心里特别感动，我真心感谢分局上下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培养，我真心谢谢张允祥和赵润生等同志为我早日成才所付出的良苦用心和努力。没有他们的无私忘我精神，没有他们精心细致的关心与培养，就没有我在1974年里喜事连篇的“大丰收”景象，也就没有我以后在市局在公安部的蓬勃发展。他们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4年底我又奉调到市公安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筹备办公室工作，从此我就踏上了市公安局的大门直到1997年我又调到公安部工作为止，二十多年一直在市局机关工作再没有机会返回分局工作，虽然在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是临时工作，但是一临时就临时了近三年的时间，1977年展览结束了，还没等我回分局好好工作，市局就已经在我回分局之前派人暗自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市局办公室研究科。我几次找市局有关领导说明情况，但是他们就是不同意我回分局工作，无奈之下我只好服从他们的调动。
从此我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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