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9-18 14:27 编辑 七
七十年代的派出所是个革命的大家庭。
七十年代的大栅栏派出所更是典型的革命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就是所长和政委，家庭成员则是几十号年龄不一，男女性别各异的警察。那时的派出所实行集体住宿制，几十人成天学习工作生活在一起，除周三周六可以回家外，其余时间都要集体住宿在派出所里。用句大俗话说就是大家吃喝拉撒睡全在所里了。
在我刚调入大栅栏派出所时，公安机关还在实行军事管制，所长是军代表。军代表管理派出所就跟部队带连队一样，什么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像早出操晚点名，经常进行队列训练等。特别是他们的作风让人难以接受，他们说话办事简单生硬直来直去也不讲究个方式方法，他们经常与一些老乡老战友来来往往都是讲究请客送礼走个后门，把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和部队的坏思想坏作风都一古脑带到公安机关。到1973年撤销军管前后所长换成地方干部，我记得有一任所领导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就是所长李德钰和政委吕铣那一届。
李德钰有40来岁，半秃顶，戴一副金丝眼镜，老高中生，文质彬彬的像个老学究，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每次布置工作他都是耐心细致反复交待清楚，有什么问题他也都是反复讲解清楚，大家都反映在他手下工作痛快。他是回民，后来奉调到回民中学担任校长，再后来升任宣武区民委任主任，当上市人大代表。指导员吕铣是个工农干部，那年有37、8岁的样子，留着大分头，没什么文化，但善于做思想工作，他找你谈话做思想工作那真是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让你心服口服从心眼里佩服。这里仅举一例，1974年我被调到分局秘书科工作，吕铣指导员召开全所大会欢送我，会后他让所里同志帮我把图书等物品送到分局，他还亲自护送我到分局秘书科报到。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跟他一再说不用送了，他却坚定的说必须送！他说你这一走有可能就一辈子也回不来了，我送送你算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是啊我到派出所工作一晃就是五年，这五年是我打基础的五年，是我在人生大道上迈门槛的五年，这五年是我工作最辛苦最劳累的五年！五年来我没日没夜地百分百地全身心地挖防空洞，为我以后多种疾病缠身留下隐患。五年来为了在派出所打下良好的基础使自己早日具有在派出所立足的本领，自己以比别人多几倍的气力和心思投身工作，想方设法去创新去开创工作新局面。五年来的工作成就来之不易，现在终于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暗暗下定决心，到分局后我要继续努力加倍工作早日作出新的成绩，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回报给李德钰所长、吕铣指导员，回报给我的师傅王恩余以及派出所几十个兄弟姐妹们！
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这么好的家长，家庭成员的生活能不幸福能不和谐吗。
我们班的班长李庆功年龄比我大几岁是个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他平时对我们这些小弟弟们关爱有加，上级布置什么工作他都是把最苦最累的活留给自己，尽显一位老大哥的风范。他分管陕西巷胡同，和我分管的铁树斜街相通。我们班的杨立功，瘦高个，留着寸头，他分管百顺胡同，是我师傅王恩余分管的韩家胡同南边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他为人心细办事认真，是个善于理家的好手。我们班的王银田，个子不高有170公分左右，留着大分头，身体略胖，平时大大咧咧，是河南濮阳人，家里生活清贫经常跟他要钱要全国粮票，他的眼神里老流露出令人心痛的凄婉感觉。他分管铁树斜街北边的樱桃斜街。他们仨都是部队转业的老战士，身上都带有部队的作风，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谁有个什么事儿都马上过来帮助。
班里还有个小伙子刘宝栋，是公安学校十八期学员，比我小一年级，但年龄比我大一岁，中等个长得结实硬朗，留着小分头，家住北苑马甸原北京公安学校所在地北边的农村里，我们是同一年毕业同一年分配到宣武分局同时被下放到大栅栏派出所的战友。他分管樱桃斜街北边的桐梓胡同。刘宝栋为人精明能干，善于见风使舵，深得领导喜爱，是老战士之外的同龄人的佼佼者。后来他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帮助工作，与同样在那帮助工作的某工厂年轻女工小傅好上了。小傅，不胖不瘦高挑个儿加上瀑布般的长发，再加上一双精灵透彻会说话的大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她能歌善舞，在窗外经常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以后他们正式恋爱了，经常成双成对在派出所出入，惹得年轻人暗地里直嫉妒：你刘宝栋有什么呀，一个农村小伙用什么绝招把人家这么英俊的姑娘弄到手！但是说归说嫉妒归嫉妒，大家从心里还是祝福他们小两口早日成亲成为夫妇。一天刘宝栋悄悄找到我说他们快结婚了但是没有房子，他们准备盖房但缺少材料问我能不能给帮助找点，我说我帮你找找看。后来我发现在铁树斜街居委会的院里堆放不少挖防空洞时剩下的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我就去找居委会主任商量，她一听说是刘宝栋等房结婚用，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她说我们正愁这些东西没地儿放呢，你让他快些拉走吧。不久刘宝栋把这些材料全拉走了，他的房子没多久也盖好了，他们终于结婚了。作为派出所几年来已经很少有的年轻人结婚，所领导对他们结婚非常重视，婚礼搞得隆重而热烈。那天晚上在派出所第一进院南屋大会议室里张灯结彩，人们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我高兴地上前祝福他们，刘宝栋和小傅拉着我的手说，我们真得谢谢你呀！我一脸自豪地说那是我应该做的！刘宝栋又小声问我：老弟我们什么时候吃上你的喜糖？我害羞得一下子跑到了一边。
后来，北京市公安学校看中了刘宝栋，将他调到学校军体教研室当军体教员，听说他干得还不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忽然传来噩耗，说刘宝栋自杀了！我大吃一惊连忙去打听消息，原来他患了癌症，开始还认真去医院治疗，后来怎么看也不见好转而且病得越来越厉害疼痛难忍，再加上他听说癌症是不治之症，就彻底丧失了继续治疗下去的信心，于是就采取了极端手段用自杀了断了自己。啊，一代精明能干的刘宝栋就这样英年早逝，过早的离我们而去！我真感叹人生的脆弱，人生的短暂。此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要抓紧时间学习，抓紧时间工作，在有限的人生里做出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来。我暗暗地下定决心。
那时别的班里的一些同志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像分管大栅栏西街的李兴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管界大栅栏西街与铁树斜街东北口相通，我们下管片工作经常在街道上相遇。他为人和气可亲，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你永远见不到他生气不高兴的样子。他乐于助人经常积极主动帮助别人，从不要求别人回报。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班一位同志病了发高烧，那时所里还没有赤脚医生，李兴二话没说背起这位同志就往大栅栏医院跑，到了医院他和同去的另一位同志一起跑前跑后，又挂号又帮助测体温，又帮助打上退烧的点滴又帮助取药······—直忙乎到晚上11点多，那个同志烧退了，他们才又背着那个同志返回所里。像这样的事在李兴身上有很多很多，每当同志们说起这些好事的时候，李兴总是哈哈一笑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谁要遇到谁也会这么做的。
后来我奉调离开了派出所，我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市局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期间听说他也调到宣武分局工作，没几年他又调到机场公安分局工作，并很快他就当上副分局长。九十年代初期我任市局法制宣传处处长时，有一次我去四川成都开会，开会期间脚气感染脚肿得穿不上鞋走不了道，我提前坐飞机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他破格让接我的汽车直接开进机场开到飞机旁边，他亲自到机场接我，使我深受感动。
还有小宋小师夫妇俩，小宋叫宋玉庭小师叫师舒婷，都是28、9岁，是公安学校十五期学员。宋玉庭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板，平时不苟言笑老板着个面孔，小师和小宋截然相反她整天笑哈哈的和大家打成一片，好像在她身上从来没有烦恼没有让她着急生气的事一样。所里为了照顾他们夫妇，每天让他们俩中的一人值班另一人可以回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不值班时他们夫妇俩才有机会相聚在一起真正过一过夫妻生活。这种半分居的生活状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我们大家谁也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什么有意见不满意的话。以后我调到分局、市局工作就很少见到他们夫妻俩了，听说他们二位后来都调到分局工作，小宋在分局预审处当预审员，后来升任副处长、处长，再后来他还升任副分局长主管预审、拘留所等工作。
1973年我从户籍外勤岗位调到材料内勤岗位，我工作面接触的更广了，了解的事情更多了。我发现派出所里除了充满团结友爱充满战斗激情之外，也有小股暗流在涌动，那就是在撤销军管后上任的一任所长中有作风问题。他在我兼任派出所赤脚医生后，每次在我为派出所采购药品时他都让我用公款买一种补肾的丸药给他，这种药是蜡丸的价格比较贵。他吃这个干吗？他自己说是肾亏，怎么肾亏？是不是他干男女之间的事太多造成的？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另外我还发现他与一位转业的女老战士来往密切，他们经常一个人到对方屋里好半天才出来，我暗暗记在心中。果然不久他们东窗事发，有人将他俩的事告发了，他们被停职了。后来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因乱搞两性关系被正式处理了，那个所长负主要责任被免除领导职务免除公安身份，调离公安机关；那个女民警虽然负次要责任给个行政处分就行了，但已不适宜在原单位工作她被调到别的派出所了。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批评批评教育教育也就行了。但是那是七十年代，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远没有今天这么开放，人们的道德伦理观跟今天也大不相同，那时人们谈情色变，男女关系问题更是触及不得，更何况这是在公安机关里面！这件事对派出所触动很大，上级决心加强派出所领导班子工作，于是组建了由李德钰任所长吕铣任政委的新的领导班子，并加强了全所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学习大伙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一流派出所的决心，全所掀起努力学习扎实工作争创团结和谐派出所的新局面。很快人们消除了那个所长带给大家的阴影，派出所又恢复了以往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情景。
我当上材料内勤以后和大家的关系更密切了，同志们有事没事就往我办公室跑，有的找我给他们理发，边理发边谈论派出所的新鲜事；有的给我送材料，找我汇报工作情况；有的到我那儿看看书，找找工作资料；还有的头疼脑热找我开点药，扎几针针灸。我还兼管派出所的收发工作，什么送到派出所的文件、报纸杂志、公私信件，都先送到我的手里然后我再分别发到各班，赶到正好遇到谁在我就把信件顺手交到他手里。那时我的办公室简直成了派出所的中转站。一次王银田正在我屋里聊天送信的来了，送来的私人信件中正好有王银田的我就直接交给了他，他当场就撕开信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怎么办，上哪找去呀！我就问他信是哪来的？他告诉我还有哪，就是河南老家呗。据他介绍他是河南濮阳人，濮阳是个穷地儿，常有水旱灾害，这不，前不久又发大水了家里没粮食吃快揭不开锅了，信里跟他要50斤全国粮票，上哪去找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嘴里直嘬牙花子。我就劝他想开点天无绝人之路，要相信党相信国家会帮助乡亲们度过难关。他连说也只好这样了。
我们知道那时的濮阳城坐落在黄河边上，一年到头不是涝就是旱，没有几天是五谷丰登的好日子。那时老百姓完全是靠天吃饭，濮阳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整天都是“抓革命”而“促生产”却没人抓没人管。所以那时的濮阳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人们还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穷阶段。谁知后来濮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勘探部门根据李四光的理论在包括濮阳在内的多个地区发现了大片的油气田，很快“中原油田”就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开了，濮阳靠石油开始变富了，濮阳人也变得神气起来。后来濮阳和全国各地一样快速实行着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今天濮阳的人们不愁吃不愁穿再也不用为几十斤粮票而向北京的亲属求援了！可这都是若干年之后的事，当时如何帮助王银田渡过难关呢？
王银田走了之后我陷入沉思。我想王银田是个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他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离开特别需要他劳动创造财富需要他养家糊口的父母，光这点就值得我们这些北京籍民警好好学习的了，更何况他平时工作很认真很勤恳乐于帮人助人呢，现在他家里有了困难我们这些北京籍的同志不帮助谁帮助？想到这里我兴奋起来，我决心拿出我多年积攒的全国粮票给他老家寄过去，帮他解决后顾之忧。我翻出一个装粮票的小包数了数里面的粮票，我发现我从1964年当民警算起九年多来通过各种渠道共积攒全国粮票80斤，我一咬牙把80斤全国粮票以王银田的名义全给他老家寄过去。为什么我还要咬牙呢，因为我家里也不富裕，我多年积攒的粮票也是为周济家里困难急需之用。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全部寄给了王银田的老家，也还真得咬咬牙作一番思想斗争呢。
信寄出好长时间我一直没言声王银田也没什么动静，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有一天王银田又收到老家来信，说多亏了你前几个月寄来的80斤粮票，帮助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使家里度过最难过的日子，后来政府的救济粮也到了家里才彻底度过难关。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安心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那天王银田风风火火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举着信说：这些粮票是不是你寄的？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王银田非常感激地说：你家里人口多，生活也不富裕，你留着给伯父伯母用多好啊！我忙说：你们家比我们家困难多了，给你家里寄去能起大作用。再说了80斤粮票只能救急不救穷，给你家你家里就能解救好几个人的生命，你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我和王银田的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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