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警察生涯》之27（21年前的香港之行）
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5-5-11 17:31 编辑
十六、21年前的香港之行
这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苏仲祥（左一）和副局长王鼎丰（左二）、王文（右一）和本文作者法制宣传处处长马卫东（右二）在记者招待会上。
21年前的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一切还是港英统治下的老样子。
1994年4月7日，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苏仲祥为加强市局公安影视工作，特拨款200万元人民币让我和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处的同志一起去香港采购摄像、录像设备。在港期间，我们受到香港天街科技有限公司周老板和刘先生的热情接待。除与天街公司多次洽谈外，还跑了日本索尼公司亚洲分公司等多家摄像器材公司和商店。紧张的工作之余，主人还陪同我们参观游览了香港公园、海洋公园和胡家花园等风景名胜。
我们4人中，除技术侦查处副处长刘本湘以前去过香港外，我和北京市公安局影视中心副主任兼我们处影视科科长李振波、技术侦查处的段渭都是头一次来港，处处感到新奇：高入云霄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辆、双层的公共电、汽车、干净的公共厠所、英姿勃勃的女巡警······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又太过了，但作为头一次入港的人，确实有不少地方觉得新鲜。
这次赴港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前去的，香港的一切还都是回归前的样子。
（一）
下了罗湖至九龙的火车， 就仿佛置身于车的海洋。新型奔驰500、日本3·0尼桑、凌志400、意大利红色法拉利跑车，各种颜色的双层公共电、汽车──车的种类之多、样式之美、型号之新，让我们当中会开车的李振波多次赞叹。对于香港机动车的多与好，我倒没有更多感慨，最令我惊叹的是车速之快。这与我们内地行车“一慢二看三通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从九龙火车站乘双层公共汽车奔香港岛的德铺道西。汽车一启动很快就上了四档，飞一般地开起来。我们坐在车的二层，只见前面的车辆密密麻麻，一辆接一辆，基本没有间隔。但奇怪的是：车虽然多，但车却开得很快，我们坐在瘦高的双层车上真有点提心吊胆呢！唯恐车速太快，车会翻了。
刚到香港，最不习惯的就是机动车的车速快。作为我们内地行车慢惯了的人真有些受不了！即使你走在便道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像飞镖般在你面前穿梭，加上震耳欲聋的加油声，真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也怪了，车都开得这么快，却很少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在港7天不仅没亲身遇到过，也没从电视新闻里见到过。后来我们观察出，这里也没什么复杂的，一个是科学管理，一个是依法管理。
首先，绝大多数道路都是单行线，一条路车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开，不存在对方来车互相干扰的问题。
其次，就是路口的红绿灯非常有权威。红灯亮时，别管多块的车到这准停；绿灯一亮，原先纹丝不动的车便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驶去。
人行道上也都有红绿灯，行人跟车辆一样，当红灯亮时绝不横穿道路，即使路上没有什么车时也是这样。而当人行道上的绿灯亮时，人们可以放心地走过马路，绝不会有被机动车撞着的危险。在香港有一位与我们同行的山东的70岁的老同志，可能是老习惯吧，他过马路从不看什么红绿灯，只要路上车少就过。为此，我们几位年轻一些的同志每次上街都要为他“保驾护航”。
再有一点就是香港的公路上很少有骑自行车的。这恐怕也是机动车能开快车而又很少出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吧。我们细心研究过，在正式公路上没见过一辆行驶的自行车。晚上我们在居民区街巷里也没有见过骑自行车的。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再返回旅馆的途中，大家正在边走边看着路旁两侧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忽听段渭喊了一句“快看，自行车！”几个人的目光落在路旁一个不大的商店门前。商店已经关门，但商店门前不远的墙边和便道的铁栅栏旁靠着两辆自行车。我们像发现宝贝似地围看起来：这是普通的半链套自行车，但车的后架与众不同，上面是一个铁板焊上的大箱子.“这是商店运货用的。”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也是我们在香港第一次发现了自行车。
还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办事。在九龙海边街头公园休息时，又见到了自行车。那是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一片空地上骑自行车玩。孩子们的衣服花花绿绿，车子也是彩色的，两三个孩子骑一辆车在绿色的草地上兜圈子，远远望去真是好看极了，特别是在一派机动车的世界里，更显美丽。
机动车、自行车、行人，三者不同，但又密不可分，如何充分发挥三者各自的作用，又如何把三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是科学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处理好了，交通事故就可能会减少，处理不好，交通事故多不说，三者的效益也不能充分发挥。
不能不说，香港人经过多少年的实践在这点的处理上，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二）
香港楼多楼高是举世闻名的。到港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特别是香港岛，沿着海岸东西一线全是几十层的大楼。香港岛又是个山区，沿海岸往里没有几百米就是丘陵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倚着山势层层而立，真可谓壮观极了。这里的楼不像内地一盖一大片，一片一个样，一个小区几十座楼全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一个摸样。这里的楼是一座一个样，没有一座样子是重复的，可说是千姿百态，仪态万千了。要真正领略这些楼的风姿，必须远看。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倚在九龙岸边石栏上隔海遥望香港岛时，眼前的一切实在是美不胜收，仿佛是一幅美丽绝伦的风景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碧波汹涌的海的上面，是一溜儿紧密相连又形态各异的建筑群，建筑群上面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几朵像白絮般的白云漂浮在最高的建筑上面。远远望去，云雾飘渺，水天一色，好像是一座海市蜃楼闪现在我们面前。
指点着正前方那座最高的建筑，陪同我们的刘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大楼在香港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建筑，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的信誉越来越高，经营越来越好。香港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对此极不甘心，就在中国人民银行旁边盖起一座高出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一半以上的汇丰银行营业大楼，妄图以高大的建筑气势压倒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岂容你来欺辱？随后又在原有大楼的东侧盖起了比汇丰银行大楼还要高近三分之一的新营业大楼。楼的顶部形似两把利剑直刺青天，雄伟壮观。其高度在香港各建筑中名列第二，在全世界也排在前10名。由于有内地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做后盾，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的经营更是一天比一天好。相比之下，汇丰银行却显得逊色多了。这些经营者们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却迷信地认为是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上的“尖刀”形建筑破了他们的风水，于是他们到处请风水先生出主意想办法，最后，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的招儿：在汇丰银行大楼的顶上朝着中国人民银行大楼的方向建了两座炮形建筑，说是“双炮打双刀”，这样就可以破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风水。然而，这些表面的东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与高楼大厦高度繁荣相饽的是白天游荡于大楼之间，晚上蜷宿在大楼底下的流浪者。
那是我们刚到香港头一天的晚上，几个人结伴逛香港的夜景时发现的。我们从德辅道西信步朝东走去。德辅道西一带是四五十年代香港的商业中心，后来中心东移，这里就不那么热闹了。晚上七八点钟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但较大商店门前的霓虹灯大都一闪一闪地亮着。我们越往东走，感觉灯光越亮。忽然，不知我们中的谁低声说了句：“这里也有流浪的！”我们循声一看，在一座几十层高的大楼楼旁的墙角下，离马路也就有两米的距离，蜷缩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去，才看清，那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半躺在一个破被套上。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长的，脸色黑黑的，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望着眼前的情景，我忽然想到过去内地一些报纸介绍西方繁华世界的另一面，就有露宿街头这一景，现在这一切就发生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香港，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大家的游兴大减，深深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繁荣和高度的贫富不均而气愤。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差不多天天都能看到乞讨的、捡破烂的、流浪的、露宿街头的。他们当中有男有女，但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开始我们觉得新鲜总要停下来看看，后来遇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香港呵真是个怪物！有家资数十亿美元的世界大富，也有一贫如洗的穷人。贫富悬殊得让你头晕！
（三）
到港后乍一看，不像出境的样子，一切似乎和内地差不多，街上走的人大都是华人，外国人感觉比北京还少，说的话大都是广东话，很少有说英语的；街上工商企业的招牌、广告也都是汉文；人们的衣着打扮极随便、极普通，和内地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多观察多接触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毕竟是香港不是内地，人们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我们的确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在香港坐过公共汽车、电车、火车和地铁，还坐过轮船，去过一些公司的写字楼，逛过公园、商场，也去过街头的公共厕所。给我们留下共同的深刻印象的就是公共场所的干净。无论坐在火车、汽车什么车上，还是游览于公园、商场，都是那么干干净净，好像随时有人在打扫，然而我们几天观察却是很少见到清洁人员。既没有清洁人员打扫，又那么干净卫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弄明白了，主要是人们都自觉地维护公共卫生，没人随地乱弃废物，更没人随地吐痰了。
还有，香港人法制观念都比较强，除了前面说过的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外，在遵守和维护公共秩序上也都比较自觉。如街头公园里繁花似锦，又随手可摘，但从没有人去摘。公园里的水池里养了许多甲鱼，它们就在水边爬来爬去，但从没见谁，包括孩子们去捕捉、去嬉弄。
对香港人的这些“好思想、好作风”我们真有些佩服了。
“你们别只看到这一面，还有另一面呢！”陪同我们的刘先生是前些年从内地到香港定居的，他笑着说：“香港人一切为了挣钱，他们认为只有遵纪守法才能稳定，也才有钱挣。如果他们破坏了公共卫生，或是违犯了公共秩序，那是要罚很多钱的呢，弄不好还要被拘留，谁干那样的傻事！”刘先生接着说：“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在香港坐公共电、汽车从没有让座的。大家都认为先上了车，这个座是自己应得的，我凭什么让给别人呢。”
不久，我们赶上一次坐公共电车的机会，从德辅道西到湾仔，共有七八站。上车后有几个空座，我们大多数人都坐下了。没过两站，上来一个妇女，30岁左右，怀抱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我注意观察着，车已经走了一站地，任凭这位妇女被车颠得左右摇摆的立不住，但是就没有人给她让座。果然应了刘先生的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们母子俩儿让座，这位妇女二话没说，就坐在了我的座位上。我原以为她会说几句道谢的话，谁知她竟什么表示也没有！回来我问刘先生。他说：“这很正常，没座她不会怨谁；你让座，她也不会感谢你，她一定认为你到站要下车了。”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奇怪的思维！在内地，自觉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程度，坦率地说不如香港，但坐车让座这种助人为乐的美德还是随地可见的。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将有多好啊！我深深地陷入沉思。
（四）
由于时间关系，主人只陪同我们游览了香港公园、胡家公园和海洋公园。前两个是免费公园，后者是收费公园。
据介绍，在香港除海洋公园收费外，其他所有公园全是免费开放。
香港公园是由政府办的街头公园。公园所在地原是英国驻军的地方，后来军队撤走了，应居民的要求，政府在这里建成了公园。我们原以为一个街头公园，又是免费的，可能很简单，没什么可转的，可到跟前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公园建在小山坡上，面积不算大，感觉比北京的东单公园还小些，但建造的非常精致，可谓小巧玲珑，精雕细刻。既有江南园林的细腻，又有北方公园的豪放。有亭、有屋、有山、有水，有花草、有树木，大公园里有的东西这里全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公园中的“鸟的世界”。这是一处园中之园。在一块有数百平方米的地方养了数百种世界各地的鸟。里面按照鸟类生存的需要种上各种花草树木，并建有山石、小溪和水池。整个“鸟的世界”用大网罩住，以防鸟儿飞走。人们可以在“鸟的世界”内散步、休息，聆听优美动听的鸟鸣，与鸟共同嬉闹。置身其中真有一种心旷神怡，宛如仙境的感觉。
出了“鸟的世界”，我们正在一条小溪旁走着，忽见对面小道上走来一对新婚伴侣，新郎身穿深色笔挺西装，新娘身着白色婚纱，后面还伴随着五六个人。“他们是在公园举行婚礼吗？”我们正在遐想，迎面一座漂亮的建筑展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搞什么的？”有人问。“那是结婚登记的地方。”刘先生告诉我们。仔细一瞧，果然门上有一个“结婚登记处”的牌子。
把结婚登记处建在公园里，使结婚这一本身充满浪漫幸福的事儿，加上公园这一幽雅怡人的环境，必会使结婚登记者终身难忘。真有绝的，不知谁想出的高招，怎么我们北京就没人出这个主意呢！后来我们在九龙的一个街头公园里也见到了结婚登记处，看来在香港把结婚登记处建在公园里还不是个别现象。
胡家花园是处私人园林。园主人是著名的老虎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胡先生已于50年代去世，这处园林也就公开免费开放了。但他的女儿还住在园中的楼房里。胡家花园虽然不大，但里面的假山石却堆砌得很有特色。一个大洞口进去之后，又有好几个小洞口可以往上攀登，经过左绕右绕之后，你可能登上了假山山顶，也可能又回到了假山山下。有点迷宫的味道。
参观了以上两座免费公园后，我们的共同感觉是：别说免费了，就是花钱进去也值得。联想到内地一些公园，园内建设的不怎么样，没什么设施，也缺乏维修管理，但门票却不少要，甚至收了门票后再进里面的一个小院、小园还要再收门票。这种管理是否科学，是否合理？当然香港和内地的情况不同，一些问题不好比，也不好一概而论，只能是作为见闻，供有关方面参考。
海洋公园是收费公园，当时成年人门票是140元港币，看似较贵，但一细算，约合香港一般工薪阶层月工资的五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也还算便宜的。我们北京的世界公园，深圳的民俗村，门票当时都是40元人民币，约合普通工薪阶层工资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这么一算，香港的海洋公园确实收费不高。尤其是里面玩的东西很多，却不再另收费。像观看海豚、鲸鱼表演，高台跳水表演等各种文艺演出，参加“过山车”等几十种大型游乐活动，参观包括鲨鱼在内的水下世界和包括各种孔雀在内的鸟类世界，坐几十分钟的现代化缆车等都不再单要钱。
可以说，香港各个公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
在香港，公共交通设施比较齐全，价格也比较便宜，更主要的是服务态度好，能按钟点开车。
接待我们的天街公司没有汽车，我们外出活动近处是走，远处就乘坐公共电汽车或打的，再远点就坐地铁、火车或轮船。天街公司周老板解释说：“我们不是买不起车，在香港买车比较便宜，但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香港大都是单行路，不太远的距离开车要绕好长的路，而且还有个存车的问题，做公共电汽车比自己买车还方便。”开始我们半信半疑，经过几天的实践，事实证明正像周老板说的那样。
在港期间，几种公共交通工具我们都乘坐过，共同的感受是：方便、干净、舒适、准时、便宜。
方便，想坐车随时都有，实在没有公共电汽车，也有的士。
干净，无论是汽车、电车还是火车、轮船，里面都是干干净净，像刚清洗过似的。
舒适，一般情况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有座位，乘客也没有大声说笑的，环境幽雅舒适。
准时，无论是公共电汽车还是火车、轮船，都是准时开车，一会儿一辆。我专门注意了
一下公共电车，每站之间的运行时间它都有明确规定，并公布于众。
便宜，公共电汽车都是无人售票，乘客自己往钱箱里投放硬币，成人一元两角港元，老人和小孩减半。坐轮船也不贵，从香港岛坐快船到九龙也只有两元多港币。
比较有意思的是乘坐火车的一套自动换钱、自动售票、自动检票、自动收票系统。乘客乘坐火车如果没有硬币，可以用纸币到自动换钱机前换成硬币，再到自动售票机前，按机上标出的到哪要多少钱塞进硬币，车票就自动跳出。这一切都非常简便，既减少了服务管理人员，又减少了排队拥挤现象。
在香港打的更为方便。招手就停，上车就开，从没有乘客想到哪去而司机不去的现象。我们曾经两次单独打过的士，一次，司机主动问我们是走海底隧道，还是绕道走。我们知道走海底隧道还要另外加过隧道的钱，就提出绕道走，司机二话没说，照着我们的要求做。后来跟刘先生一核对，司机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从内地来的而多收我们的车费。
在香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方便、舒适、准时，在我们回到深圳后越发显现出来。
那天我们从深圳蛇口到市公安局，由于没有直通的公共汽车，只好打的。的士车倒是不少，司机们也都纷纷争客，但是问了好几辆车都没有计时器，而且漫天要价，跟香港的的士一比，真是差了很多。
在我们从深圳返回北京的时候，托人买好了下午5点30分的飞机票，我们3点多钟就赶到了机场，谁知到了起飞的时间，还没往飞机里放人。一打听，才知道飞机推迟5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在候机室干坐着。你要看看报纸杂志，需要自己去买；你要往家打个电话说明情况，需要自己掏钱；你要看看候机室里的电视，服务员又你推我我推你，没人给开。就这样，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直到深夜10点50分飞机才起飞。而这么浪费乘客的时间，这么不准时不讲信用，机场或是航空公司竟未作任何表示，既无精神上的道歉，又无物质上的赔偿。难怪一些外国人不愿做中国的飞机，如此这样，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谁还愿意坐呢！
香港公共交通的这些好的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六）
香港的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我们在港的7天中没有遇到交通事故，没有见到盗窃、抢劫、行凶杀人的，也没有碰到群众纠纷。走在大街上，人们都是来去匆匆，好像谁也顾不上谁，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香港的社会治安到底怎么样？因为这次赴港不是找警方办事，所以不好到警察局去问，但可以肯定香港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不会少，只不过我们去的时间太短，走的地方太少罢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出点问题来。
如我们发现，香港的家家户户都装有牢固的防盗铁门，而且大都是双层的，你打开第一道门后，主人不给你开第二道门，你仍进不去。又如，晚上我们几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街上，下夜班的女工或女学生见了我们大都绕到一边快速而过，好像我们是打劫的似的。还有，我们到周大福金店买首饰，一推门却是锁着的，等店里按电钮开了门进去后，里面还有一道门也上着锁，待店里再按电钮我们才得以进店。金店为什么防范得这么严密？这一切迹象足以说明香港的社会治安并不像我们表面见到的那么好。
一问当地人，果然这里有文章。原来周大福金店已被抢匪打劫了好几次，他们能不严加防范吗！就在我们离开香港的第二天，我们从深圳看到香港电视台播映的一组群众在现场拍到的抢匪正在用利器击碎珠宝店玻璃窗的镜头。另外，我们从香港报纸上也可以看到香港天天都在发生各类案件。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亲身体会的。
在我们离开香港头一天的早上，我们几个人正在住的旅馆里吃早点。段渭第一个吃完，然后不容商量地跟我和李振波说：“快点吃，吃完回房间！”我们有些莫名其妙，大急急忙忙吃完饭赶回房间，这才知道段位放在手提箱里的新羊毛衫丢失了。他让我们快点回房间是让我们把东西放好，以免被盗。李振波笑着说：“我们早就觉得不安全了。咱们来的第一天，下午回来我就发现箱子的数码锁的号码给人动了，只不过号码没对上，箱子没打开。”4个人坐在那里哑然了。原来对香港表面上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一下子云消雾散了，荡然无存！
说到香港的社会治安，就不能不提到香港的警察。
我们没有机会专门采访香港警察，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全面介绍香港警察。但我们几乎天天遇到或看见香港警察，所以从一些现象上谈谈对香港警察的印象还是可以的。
香港警察的衣着都很得体，不管是男警察还是女警察，听说他们都是每个人单量尺寸，每个人单做，要不他们怎么那么合身呢。我们北京警察的警服后来也单个量尺寸单个制作，那是要等好几年以后才做到的。
他们每个人的装备也是比较齐备精良的。我们特别注意了一下，街上巡警不管男女，每个人腰上都佩带着左轮手枪、匕首、警棍、手铐、警笛、报话机、警绳等，满满地带了一腰。
在港的7天中，我们没有遇到交通警，经常遇到的都是巡警，只有一次碰见了武装保安警察。巡警巡逻大都是步行，偶尔也见有骑摩托的、开吉普警车的。白天遇见过，晚上也遇见过。繁华的商业区有他们的身影，人少车稀的僻静街道上也能见到他们。
他们对工作是蛮认真的，眼睛也是很“毒”的。我们一个同志的街坊也来香港了，她和她的男朋友同我们一起上街。这位女士30岁上下，从衣着、长相看都像是内地北方人，而不像香港本地人。那天我们正在尖沙咀一带的繁华街道上走着，突然，一辆巡逻警车停在路旁，跟着下来两个警察拦住了这位女士，“对不起，有证件吗？”这位女士急忙把护照递过去，他们认真查看着。“你到香港做什么？”“探亲。”“她是我女朋友，到我们家玩。”同行的她的男朋友用粤语作着解释。“对不起，麻烦你了。”警察有礼貌地把护照还给了这位女士。
“怪了，警察怎么不查你们，单查我呢？”“谁教你长得太像北方人，又穿的那么漂亮呢！”大家说笑着。真是的，我们在港7天，不管白天晚上几乎天天碰上香港警察，但没盘问过我们一次。这可能跟我们听了周老板的劝告，没有穿笔挺的西装，而是身着休闲装，跟香港本地人穿的没有什么两样有关吧。
遇到武装保安警察，是一次我们坐着的士正走在一个繁华街道上，忽见街道旁边站着一溜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身着武装带，手持微型冲锋枪，作随时行动状。“怎么啦，是不是发生大案了？”我们都聚精会神地探过头去。“他们是给银行护送钱的。”司机告诉我们。这时我们发现在前方马路左侧停着一辆没有窗户的密封的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警察抬着一个箱子进了一家银行。在银行的门口左右分两队站着手持微型冲锋枪的武装警察。当时看那阵势还真有点杀气腾腾，让人紧张呢。这种武装护送银行钱的做法，后来也很快在内地实行开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啦。
（七）
在当时，去香港虽然不是出国，但也算是出境，去一趟不容易，总得给亲朋好友买点什么。于是我们在工作之余也适当地逛逛商店，买点首饰、服装和手表什么的。
香港商店的服务态度要比内地好得多。那天我们到九龙的一个商店看摄像机和编辑机，其实我们并不想买，只是想了解一下价格行情。结果售货员盯住我们不放，让我们反复挑看，大有不卖出商品势不罢休之势。后来我们一再说明先到别的商店看看回来再买，才得以脱身。一次在中环附近的高登眼镜店，李振波想给他母亲买副镜架，我们进去后，售货员主动向我们打招呼、让座，然后询问我们买什么样的眼镜，他从东边的柜台拿到西边的柜台，从高价的拿到中价的，从金属的拿到塑料的，真是不厌其烦。在这期间，他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矿泉水。见我们喝完后又主动给我们倒上，真是让你不买都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次，我们到一家日本表专卖店买表，我们足足挑了有一个多钟头，售货员翻过来调过去让我们挑选，直到我们满意为止。而且每次买完东西，售货员都说声“谢谢，欢迎你们再来！”
香港的一些商店还非常讲信誉。我们当中有位同志的爱人几年前托人从香港周生生金店买了一个项链坠，没几天发现上面有黑斑，这次带回香港想试试能不能退换。周生生是个大金店，在香港有很多门市部，当时这个项链坠是从哪个门市部买的已记不清楚了，我们就很随便地来到我们驻地附近的一家门脸不大的周生生门市部。售货员看了看发票，又鉴定了一下项链坠，二话没说，就给退换了。
香港贫富悬殊，商品价格也高低悬殊。比如服装，在高档时装店里，从法国、意大利进口的服装高达几万几十万港币。在中低档服装店里二三百元，三四百元也可以买一套号称进口的或本地产的服装。如果到九龙的“女人街”或北角的街头小店几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一件质地不错的衣服。我和小李就在中档商店各花了二三百元买了一身女套装，拿回家后各自的夫人都挺满意。
另外，香港的服装价格时令性也很强，应时应季的服装大都比较贵，而过时过季的衣服则大都降价出售，有时削价的幅度还相当大。据当地人讲，店主是不会积压货物的，他的利润早已经赚出来了，所以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圣诞节和春节前后，都降价出售，花比原来价格少得多的钱，就可以买到不错的衣服。
我们去的时候降价的高峰早已过去，但还赶上个尾巴，我就在北角的一家服装店买到一件韩国进口的质量不错的薄棉夹克。原价300多港元，现在只花了99港元就成交了。
说到这里，也不要以为香港的商店服务态度都那么好，香港的商品质量都那么高。在一些中小商店态度不好，卖出的东西质量不好还是存在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到一家电器商店看货，想了解一下摄、录像机和照相机的价格行情，售货员见我们问这问那没有买的意思，态度马上冷淡下来，向我们下了逐客令：“先生们明天再来吧，我这里要下班了！”还有一次，李振波要给女儿买衣服，我们进了一家小服装店，因为小李挑的时间久了，售货员不耐烦了，连说：“先生明天再来吧，今天卖童装的先生不在，我不知道衣服都放哪了。”意思是让我们走。另外，在质量上也不都令人满意。在尖沙咀一个中型商场，我花40港元给我女儿买了一件纯棉针织上衣，谁知回到旅馆一看，有一处开线一寸多长。我们一位同志在一家小表店买了几块儿童手表，晚上回到旅馆拿出给大家欣赏，结果发现有两块表有毛病。
通过在香港购物，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热情服务也好，以次充好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赚顾客的钱，这只不过是赚钱的两手而已。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只要你热情，就是明知你在宰我的钱，我也愿意挨你的宰，人的心理大都是这样的吧。然而我们内地的一些商店就不掌握人们的这个心理，该挣到手的钱也挣不到手。
（八）
这次到香港购买器材是通过香港天街科技有限公司办理的，而购买的物品又以日本索尼产品为主，自然要和天街公司和索尼公司打交道多些。通过几天的接触，对香港一些公司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老板和职员的工作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我们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比如在办公用房上，香港不像内地一个单位占有一座楼房或一个小院，而是根据单位大小、工作人员多少去租房或买房，而且办公室人员安排的非常紧凑，就跟学生课堂一样一人一个办公桌，一个接一个往后排，一人一个小空间，办公桌椅都是统一的。不像咱们一人一个样，桌子随便放。
天街公司是个小公司，共有5个人，一位老板，四位职员，两间办公室。老板一人一间稍宽松些，另外四名职员挤在一间屋里就没有什么富裕地方了。
索尼公司香港分公司是个大公司，负责整个亚洲的事务，有180多人，但他们办公也很紧凑。十几间办公用房，每间房都是有十几位**或先生办公，统一的办公桌非常整齐地排列着，给人一种紧张、整齐、干净、明快的感觉。
在用人上他们都坚持少而精，一人多能，公司能少雇一人就少雇一人，可以减少公司的开支。像那几天主要陪同我们的天街公司的刘尊献先生，他既会开车，又会使用电脑，既负责对外联系业务，又参加打包、托运、接待这些具体的杂事。他是个全面手，是一把好手。
使我们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工作态度，以公司为家，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
我们有几个半天在天街公司工作，有一个半天在索尼公司工作。我们发现，进了人家的公司马上就给你一个紧张的感觉，每个人都在忙碌地工作着，只听见哒哒哒的打字声和沙沙沙的写字声，却看不见聊天的、说笑的、喝茶看报的，更没有打扑克牌、看小说的。上下班从没有迟到早退的，没有动不动就请假的，也更没有无故不上班的。像天街公司刘先生，家住几十里远的靠近我们深圳这边的一个地方，上下班要倒几次车，但他不但不迟到早退，还经常早来晚走。我曾经问过他们的一位**：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怎么不抽空干点自己的事，对公司的事干嘛那么认真？她觉得我问的奇怪。她说：“我们干好了公司才能赚钱，公司有钱我们才有钱，我给公司干就是给自己干呀！”
“给公司干就是给自己干。”这是一个看似肤浅，实际是很深刻的道理。我们这儿一些不好好干工作的**们、先生们的认识真是连香港**都不如！一些同志根本不把工作当做自己的事，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就随便开个病假条，或以自己的什么亲戚病了为理由就不上班了。即使上班了也不认真干工作，好的是喝茶、看报、聊天，差点的连着几个钟头打牌下棋，更甚者犯自由主义，互相拆台。这些同志个人利益受点损失可以大哭大闹，而工作受到损害却无动于衷。面对香港公司职员们的工作态度，真不知我们这些同志该作何感想！
这里要特别写一下天街公司的周照红经理。这次我们到香港购物成功，圆满完成了苏仲祥局长交办的任务，周老板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如果不是周老板及时向我们通报信息，如果不是周老板在4月1日香港电器全面提价之前果断地为我们订好货，我们的那些钱也就只能买到原定器材的三分之二了。
周老板同样是我们工作的榜样。他原是国家某部的一层领导干部，几年前被派驻到香港办公司。他已是五十大几的人了，在资金少、没熟人的困难情况下艰苦创业，既当经理，又当勤杂工、搬运工，硬是在公司林立、竞争如战场的香港站住了脚，而且业务逐年发展、扩大，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事业发达了，但他仍保持着创业之初的艰苦奋斗、拼命工作、与职员同甘共苦的作风。在我们去港的几天里他都是亲自和我们一起研究修改订货单，先后变动了五六次，他不嫌麻烦，直到我们满意签了合同为止。
7天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再去香港！
回到北京后不久，市公安局又给法制宣传处拨了一处70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影视演播室，待我们从香港采购的设备运到北京后，我们就装备到影视演播室里。这时，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的电视摄像、录像、编辑及演播系统，在当时的北京和中央各单位中堪称一流，因为我们当时在香港采购设备时，就是按照当时中央电视台的最好标准采购的。
我们在抓好法制宣传处本身的影视工作建设的同时，也注意抓好全局各单位的影视宣传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交管局、消防局、边防局，加上当时的武警一、二总队，都建有电视台记者站，其他局属单位有的也配备有电视摄、录像设备，我们就充分培训他们，调动他们拍摄电视新闻和电视专题片的作用。这样很快全局就做到了“天天有影”的目标。仅在1994年，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就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播放由我们自己拍摄的电视新闻和电视专题片2692条（次）。平均每天在各个电视节目中播出7条（次）之多。
现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影视宣传工作已一落千丈，由于后来的领导不主张公安局自己拍影视新闻，不主张自己拍影视作品，一切全交给电视台去运作，现在电视台播发公安局的影视片已从我当处长时的每年2600多条，变为没有几条。悲哀呀，这就是人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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