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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公安文化人才的大学校

马卫东 2014-11-10 11127
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11-13 12:50 编辑

培养公安文化人才的大学校
——记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培养人才纪实

马卫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在社会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流行着一个不好的风气，那就是你上班时可以聊天、打扑克、下棋，而不能坐那儿看书、学习、写文章。你上班时聊天、打扑克没人管你，领导甚至可以参加进来和你一起聊天、打扑克，但是你上班要是看书，或是坐那儿学习，坐那儿写东西，周围的同志就会很快把这些反映到领导的耳朵里，说你不务正业。在北京市公安局里也是这样。我就记得那时市局办公室领导就经常在各科领导班子会上批评有些同志上班不好好工作，看书、写东西。在那种情况下，不少好学习好写作的同志只好偷偷摸摸地看书学习，偷偷摸摸地写作。好像看书写作的成了“地下工作者”。



在我1986年当上宣传科正科长之前，我一直就是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科长，由于我从小就爱看书学习，就好写些文章什么的，所以我对上班时聊天、打扑克的风气一直看着别扭，从思想上抵触，我就要求科里的同志上班尽量不要聊天，不允许打扑克，工作之余有时间可以多看看书，好好学习学习。所以科里逐步养成看书学习的风气。偶尔，有的同志工间打扑克玩的时间长了点，占用了工作时间，有人一提醒，他们就马上把牌收起来，并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这就说明，工作时间打扑克，在宣传科里已经成为不好的风气，已经开始在同志们当中自觉受到抵制。

1986年我当上宣传科正科长以后，到1988年成立法制宣传处，我又担任牵头副处长，后来又转为正处长，我始终是北京市公安局宣传部门的一把手。这个位置决定了宣传科和法制宣传处的同志们，能够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一个宽松的充满学习气息的氛围当中。当时我正式作出决定，在宣传科和法制宣传处范围，上班时间不允许打扑克，不允许长时间聊天，不允许干与宣传工作无关的事情。但上班时可以看书学习，可以写小说等文学方面的作品，写宣传报道方面的文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搞摄影、绘画等创作。顿时，在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口充满了学习创作的气氛。掀起了人人争当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名摄影师、名画家的高潮。我除了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之外，我还在制度上加以保证。我主持制定了宣传干部自学成才的决定，决定规定，每个宣传干部都可以参加与本职工作相适应的各类职业培训学习和各种文凭证书学习，经各级领导审批同意后，可以公费报销学费，可以脱产参加学习。除此之外，我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的“小锅饭”，使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口的人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二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张”就是张卫华和张策的简称。张卫华，即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他原是北京大学校办工厂的职工，1978年前后从北大校办工厂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宣传科工作，他父亲原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区委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环境，使他在父亲被批斗的惊吓中和家庭被“文革”搞得四分五裂的孤独困境中，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他既养成明显的优点，又造就了他的根深蒂固的缺点。他的主要优缺点是：聪明，待人和气可亲，学习刻苦；但又有很深的城府，好耍个小聪明。特别是他待人和气可亲这点，他从不批评人，也从不和别人摆高干子弟的架子，他跟任何人都搞好关系，再加上他虚心好学，各方面进步都很快。他不仅博得我的喜爱，而且也获得大多数同志的喜爱。在我担任宣传科科长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副科长，在我担任法制宣传处处长的时候，又经我推荐担任了副处长。

在他任副处长期间，我从政治上、学习上和生活上各个方面更加注意关心他、培养他，体贴他，帮助他。他平时好学习好写点东西，我就主动把工作任务承担起来，腾出时间让他看书学习，去写小说、去写他想写的东西。他经常跟我说：马处长，我去写点东西。他就走了。我从来不过问他具体写些什么。那时，他孩子比较小，每天送幼儿园接送都是他的事，我就把局里为处里配备的小汽车，交给他使用，每天载着他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接送他上下班。而我却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体弱多病，一年到头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因他孩子年岁小，平时上下班我都让他晚来早走，赶上节假日别人休息领导要在单位值班多盯一会儿，我也是让他先走，我盯到最后。尤其是春节时，我更是让他早早回去接孩子回家过年，我一直等到同志们都回家，办公室里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才回去。他曾和我说过，使用手提电脑写东西方便，我就毫不犹豫的给他批钱，花了好几万块钱买了一部索尼手提电脑供他一个人练习、使用。后来他又和我说会开汽车有利于工作，我就二话没说，批准他去学开车。我对他的政治前途也非常关心，他的每次升迁，都是我直接推荐的，直到1996年我被调离法制宣传处的那年春节，我带着我女儿去张良基局长家去拜年时，我还专门向张良基局长提出推荐，建议提拔张卫华为正处长级干部。1996年6月我调离法制宣传处后，张卫华接替我担任处长，时间不长，因张良基局长对他的工作不满意，把他调到崇文公安分局任最后一位副局长。直到张良基退休强卫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以后，张卫华从此一路飙升，从崇文公安分局副局长升任石景山公安分局政委，又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很快又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由于我这么关心自己的部下，给部下造就这么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张卫华等一大批青年人迅速成长起来，有的成长为著述颇多的文学作家，有的成长为影视剧作家，有的成为诗人，有的成为颇有影响的画家、摄影家，更多的同志则成为著名的记者、编辑。还有的后来成长为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局级领导。当时在这些青年中，最突出的要数“二张”了。

“二张”他们在早期写作文学作品时，大都以共同合作的方式进行，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一般是由他们“二张”共同采访，然后他们一起研究文章的框架结构，再由张卫华写头稿。写头稿时要求他把素材按事先商量好的框架尽量写进去，然后再交给张策写二稿。张策再仔细酝色，反复修改，最后写出成品稿。发表时署名是“张卫华、张策”，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把他们称为“二张”。

下面再说说“二张”的另一个人张策。张策就是现在的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他原是故宫博物院水暖工，1979年与张卫华前后脚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宣传科工作。张策是个外向型干部，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外表，人又特别聪明，在年轻人当中写文章又好又快，而且模仿性特别强，学什么像什么。有一年“五一”节前，局里让宣传科在一天时间里搞出一个宣传提纲，印20万份，向全市人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时间紧任务重，这个艰巨任务交给谁去完成呢？中年人里只有我写过宣传提纲，年轻人里还没有人写过这种文体，怎没办？我忽然想到张策，我就和他商量，给他找来过去印的宣传提纲作参考，我和他简单交待了宣传提纲的结构框架，我们俩又做了分工，他写前半部分，我写后半部分，半天后交稿。结果，不到半天我们俩都写完了，最后由我统稿。我一看，张策头一次写宣传提纲写的还真可以，我稍作修改就交给印刷厂印刷了。由此我就更加看重张策是个写作的一把好手。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加以使用和培养。1985年我在宣传科代理科长的岗位上病倒了，在我住院期间，我向办公室领导推荐，由张策副科长主持全科工作。那时他还年轻，没有领导全面工作的经验，再加上他在原工作岗位带来的哥们义气等旧习气的影响，他主持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人们纷纷跑到医院向我反映他在工作当中发生的失误等问题。虽然那次代理科长的工作不太成功，但对张策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他今后从事文联秘书长等更艰巨的领导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开始在社会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等文章作品，为了发挥他的特长，我建议当时的科长（我当时是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科长），专门安排他和张卫华一起分管《公安通讯》，使他们整天接触写文章，搞文学创作的工作，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法制宣传处成立以后，我又专门让他到《金盾》杂志编辑部工作，让他长期担任《金盾》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几年的副主编工作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锻炼和写作的机会，在早期和中期，他和张卫华以“二张”的名义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和小说多部，张策自己更是笔耕不断，写出大量有分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像他们合写的小说《女民警的坎坷经历》获公安部首届金盾文学奖，报告文学《追寻两行犯罪足迹的跳跃镜头》、《法制在沉思：周志远现象》分获《十月》杂志文学奖，他们还共同创作出《大潮下的沉浮》、《癫狂的书潮》、《“弄潮儿”翻船记》、《第四民警小组》等，分获各种奖项。

“二张”出名了，在北京市，在全国公安系统，一提起公安作家，非“二张”莫属。就连我这个当时他们的领导，也跟着沾光——外地来的公安战线的同行，见到我总要问：“二张”是你们杂志，是你们处的吗？你是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作家来的？我连说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为培养“二张”和更多年轻人成才，我流下了多少心血，做出多大的个人牺牲！别的不说，就说牺牲个人文学爱好上，那要下多大的决心啊！

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早年，我创作的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曾见诸于报端，有的写得还很不错，受到各界称赞，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如早在1984年我和王红合写的报告文学《啊，红灯！》，它以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门前的红灯为象征，写出了朝阳门派出所民警们，为老百姓安全呕心沥血的英雄事迹。这篇报告文学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头条刊登后，北京市公安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后来这篇文章还获得了北京金盾文学奖一等奖。1989年我写的报告文学《马嫂》，获得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文一等奖。在这前后脚，我还写了报告文学《叱咤风云之后》、《插翅难逃》（与魏凤英合写），和游记《走马观花看香港》、《神奇的河西走廊》、《日本警察见闻》、《永远的红旗渠精神》和《台湾散记》等。说明我搞文学创作还是有深厚的基础的。但是我没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为了让“二张”和那么多的文学新人有更多的时间搞创作，我主动放弃了个人文学创作的兴趣，像邓小平甘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一样，我也甘当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后勤部长。我主动放弃了个人的文学创作，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每天早来晚走。把事务性工作承担起来，让他们腾出时间来搞创作。像宣传科和法制宣传处大量的简报、计划、安排、总结和宣传提纲、领导讲话稿的起草等文书类文字，大部分由我承担起来。使张卫华和张策等年轻人有更充裕的时间搞文学创作。

在我的关心培养下，“二张”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成了我们法制宣传处的骄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在我调离法制宣传处前的1995年前后，张卫华和张策在创作上分手了。从此再也没见他们以“二张”的名义署名发表作品。“二张”从此成为历史。两人分手后，张策还经常署名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电视连续剧剧本等，像他写的《刑警队》、《晋监班》、《派出所》、《治安处》、《宣传处》、《看守所》和《血色风筝》、《新闻发言人》等中篇小说和“无”字头的系列小说，如《无悔追踪》、《无花季节》、《无歌之夜》、《无奈生活》、《无际之路》、《无言寻找》等。还有很多影视剧作品。而张卫华在他与张策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有什么作品问世。或许他是为专门走仕途，停止了文学创作，或是?......反正之后基本上没有见过他的文学作品见诸报刊。

在那样宽松的条件下，不仅“二张”成长壮大起来，其他年轻人也纷纷成长起来，法制宣传处犹如一所大学校，每个同志都在这所大学校里得到培养教育，都由原来的一般民警，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著名作家、诗人、摄影师、摄像师、画家和名记者、名编辑、名宣传人。

成长为著名公安作家的还有：王建武、洪顺利、王希泉、傅绪文、周燕妮、姜雪野、穆玉敏、刘蔚、姜楠、刘璐、高克芬等，成长为著名摄影师的有：曹志毅、徐龙刚、常江、刘永生等。成长为著名画家的有：李元石、朱颖国、严安、田有根、马欣等。成长为著名摄像师的有：李振坡、李春、于晓宝、王汉民、许勇、骆胜威、李天荣、王小燕、田健等。成长为著名影视剧、话剧演员的有：车予正等。成长为著名作曲家的有：李晓津等。成长为著名记者、编辑的有：宁泓、冯芝芬、魏凤英、卢希（原搞对外宣传，现任北京市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张立新、翁群、樊斌、郑一华、朱全军、张蔷薇、吴振英、孟冬生、黄东黎、宋玮、谭志勇、徐文霞、陈力远、曹铁柱、桑宏春、魏民、杨亚玲、刘旸、胡爱华、苏文杰、马璇、杨亚佳、李海波、张光华、章连涛、张瞳、郑辉、刘尧、万群杰、樊良柱等。成长为著名宣传人的有：毕庶琪、王砚平、赵克伦、杜欣路、毕慧君、郑丽君、张桂珍、秦占新、高瑞香、田华、田兰英等。


像王建武，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从部队转业到市公安局，我见他在部队搞宣传报道不错，常有消息、通讯见诸报端，就把他调到《首都公安报》任编辑记者。90年代初,《首都公安报》副总编辑宁泓因故调走，王建武出任《首都公安报》编辑部主任，后升任《首都公安报》副总编辑。王建武为人内向，不苟言笑，但心中有数。我始终不能忘怀的是1989年5月我们去武汉市开会，会后返回北京时正赶上“动乱”，“动乱”的人把武汉火车站的火车占领了，我们从车门进不去。王建武见状，毫不犹豫地托起我从车窗钻进车厢，他自己也跟着爬进车厢内，从而我们顺利返回北京。这件事在20多年后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使人终生难忘。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更不会去说别人的坏话。他默默无闻地坐在那里，心里却已燃起写作的烈火。几年来，他的创作突飞猛进，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后来他又调入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任《派出所工作》杂志执行主编，并加入北京作协，成为著名作家。他创作的作品有：《北京大案》、《间接谋杀》、《最后的佳作》、《瞬间的罪恶》、《非完美谋杀》、《小桥疑案》、《女打字员之死》、《“星星酒吧”谋杀案》、《女歌手失足之谜》、《暴发户之死》、《案发离婚之前》和影视剧《连环扣》、《死亡迷局》等。

像洪顺利，原是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自幼喜欢文学，80年代初期我给他调到《金盾》杂志社当编辑，逐步走上文学创作的路子，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进而又创作很多报告文学和推理小说。乍一接触，他给人以粗犷、不拘小节的感觉，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就像一个女子写出的作品，那么精细，那么有感情。他的作品计有散文诗集《该书毕竟一生缘》、《跨世纪的风景诗》，报告文学集《刑警出击》，小说集《艰难的推理》、《谁是谋杀者》、《漩涡》等。后加入北京作协，又加入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以后升任为《金盾》杂志社副主编。

王希泉，原是门头沟公安分局看守所民警，因喜欢文学创作，被我调到《金盾》杂志社工作。他平时写作比较刻苦，从通讯报道写起，到后来写报告文学，写小说，又加入了北京作协，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善言谈，但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很多，成书的有长篇报告文学《为你讨回尊严》、《京城女警察》、《北京特警风采录》、《一路畅通：北京奥运的交通事迹》和《中国私人侦探自述》，长篇小说有《无法预料》等。后调入公安部《人民公安报》工作。

傅绪文，现在是创作了几十部作品的著名作家、影视剧编剧，想当年他也曾是我的部下，在《首都公安报》当了几年编辑、记者。他原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调入北京市公安局《首都公安报》工作，一直任编辑、记者，80年代初期他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能到公安局各个部门采访，体验生活，为他今后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了使他们这些青年人的文学创作更快走上正轨，我经常召集编辑部的全体编辑、记者，对青年人创作的某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优缺点和努力方向，以便他们更好创作。我记得对傅绪文创作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影视剧作品，都进行过集体研究探讨，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很多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电视剧脚本，为以后他的更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几年后，他调到工人出版社专门搞文学创作工作，后来他又调入工人出版社的文学期刊《五月》任代主编，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他前后创作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女囚的自白》、《疯狂的雪铁龙》和《一个失去国籍的女人》,报告文学《中国大离婚》、《侦查员的诺言》、《警察家族》、《山村女警察》等，中短篇小说《杜嫂》、《绿苍蝇》、《血红血黑》、《蜘蛛》等，电影文学剧本《女神探宝盖丁》、《出生入死》、《警门虎子》、《警界英雄》、《大阴谋》、《死亡末日》、《侠风流韵》、《黑白底片》、《消失的女人》、《杨虎城》、《潘张玉良》等，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太极大拳师》、《深沉的国土》、《浓郁的晚秋》、《玻璃女人》、《危险在你身边》等。

周燕妮，女，甘肃省天水市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宣传部门，希望做一名宣传报道人员。我见她写的文章文学性比较强，人又长得漂亮，适合搞宣传工作，就吸收她到《金盾》杂志社工作。后来她向我哭诉《金盾》杂志某负责人欺负她，强烈要求调动工作，我又把她调到《首都公安报•社会特刊》工作，一直到我调离法制宣传处，她还在那个岗位工作。她开始常写报告文学等，被外地报刊选中去参加笔会，每次我都痛快批准她去参加。再后来她又转向写影视剧作品，又成为著名的影视剧作家。以后她又调到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做专职编剧，更是如虎添翼，写下大量小说和影视剧作品。有的作品是她独自创作完成的，有的是和她爱人张策合作完成的。他们的作品有：电视连续剧《生命烈火》、《最后的99天》、《欲望阻击》、《生死锐变》、《为罪作证》、《靓靓的歌声》、《风铃》、《爱是昨日的心灵》、《沉默生机》、《警探雷鸣》、《警察世家》、《等你归来》、《古城谍影》、《巡逻大队》等和长篇小说《危险进程》、《危机边缘》、《法不容情》、《血证》等。

后来成长为著名作家的穆玉敏，原是燕山公安分局民警，平时好写点通讯报道之类的东西，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后来被调入法制宣传处工作，负责筹备警察博物馆。筹备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更多有写作机会的人物、事情和案件，也触动她写作的激情，使她一步一步地朝文学创作的大道上前进。2002年和2003年她先后加入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后来她创作的史学专著《北京警察百年》临出版前，由我审稿。我当时正担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副社长，我拿出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专心审阅书稿，给她提出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后来此书终于出版了，成为轰动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她学习刻苦，写作认真，创作出很多好看的文学作品来。主要有：长篇小说《缺月》（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奖文学二等奖）、《测谎》、《疼痛的河》、《欲念谋杀》等，中篇小说《女警接连死去》、《“鸟巢”反恐秘密战》、《血踪》等，短篇小说《追绿》、《设计谋杀》、《布娃娃》等，报告文学《北京奥运安保大写真》、《“无与伦比”的背后》、《奥运保卫》、《建国后的故宫盗宝案》、《末代皇帝与京都民警》等，史学专著《北京警察百年》（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奖图书一等奖），纪实专辑《建国十年要案揭秘》、《1960——1990要案揭秘》、《限时逮捕令》、《苦难的价值是什么》等，散文集《生命有种硬度》、《听那凝固的旋律》等。

当年《首都公安报》的实习记者徐龙刚，后来成长为《首都公安报》的著名摄影记者，在他成名之后，他又经过几次调动，先是调到西客站公安分局，后又调到东城公安分局，最后调到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指导室任宣傳处处长，成为炙手可热的中央政法委“大员”，整天带着中央各大媒体的记者，到全国各地公检法部门采访；成天陪着领导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真可谓“风光无限”。想当年他只不过是个山东农村来到武警北京总队服役的老兵。他平时好写点消息、通讯，被总队派到《首都公安报》任见习记者。后来我见他工作踏实、勤恳、好学习、好钻研，就让他兼任摄影记者，以后他拍出的照片和写出的文章越来越好，和正式记者不相上下。他后来就多次找我，希望能够留下来做正式记者。但是山东农村的志愿兵要留在北京工作那是多么困难、多么难办的事啊！要有主管副市长审批才成。为了让他脱离农村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员，也为了《首都公安报》早日能有自己正式的摄影记者，我认真整理了他的事迹材料，然后我拿着这些材料先去找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刘尚煜，待他审批同意后，我又去找苏仲祥副市长汇报，向他反复汇报徐龙刚的优点长处和我们《首都公安报》急需这样人才的情况，终于打动苏副市长，使他在报告上签字同意，批准徐龙刚正式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从此，徐龙刚的一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名农村青年变为首都的公安宣传干部，成为一名国家媒体的记者。他在《首都公安报》摄影记者的岗位上最辉煌的日子，是1992年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等全国二级警监以上领导首次授衔，那次我派徐龙刚去照相，得到局长们的好评。第二次是1995年给江泽民接见北京市公安局处长以上领导拍照留念。那次接见除新华社记者外，只允许北京市公安局出一名摄影人员拍照，当时我推荐由徐龙刚去拍，他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第三次是199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并接见北京市公安局处级以上领导，我又让徐龙刚负责照相。这三次拍照奠定了徐龙刚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地位，也为他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从此，他一步一步走向辉煌，成长为今日的中央政法委局长。


朱颖国，生于1948年，自幼喜欢美术，1968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后参军在二炮系统文工团搞舞美设计等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转业，我见他的画作有一定水平，又搞过舞美，就把他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宣传科工作。他先后担任《首都公安报》和《金盾》美编，后来市局成立文联，他又任常务副秘书长主抓文联工作兼任美编，还负责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像本书第三篇章介绍的协助日本电视台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时，他和我一起抽出来协助拍片，发挥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先后给《金盾》、《首都公安报》、《光明日报》、《连环画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十余家报刊发表插图、连环画、漫画作品600多幅，设计招贴画、书籍封面近百件，曾30余次担任市级展览、博物馆、陈列室的美术设计工作，在十几部影视剧中担任美术、制片工作，其美术作品曾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奖艺术类银奖。



严安，原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临时工，后托人找到我，说他画画不错,想调到《金盾》杂志做美编。我看了看他的作品，发现美术基础还可以，《金盾》又只有李元石一个美编，正缺人，于是我就把他调到《金盾》杂志社工作。他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和别人交往，但他在画画上学习刻苦，画技提高很快，很快就能胜任美编的工作。后来他向我提出希望能上美术院校学习，我见他年轻有发展前途，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所花学费全部由公费报销。于是他进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进修学习。1994年在北京举办“四人中国画联展”，为《金盾》等报刊画插图、连环画近千幅，搞装帧设计近百幅，参与设计了公安部第一、二届“卫视之光摄影美术书法展览”和“全国公安摄影小说展览”，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作品主要有：《京杭大运河》、《比比谁高》、《练•三伏•乐》、《水乡印象》、《此起彼伏》、《水乡系列之一》、《长城系列之一》、《叠玉图》、《在血与火中成长》等。

车予正，现在总政话剧团著名的演毛泽东的特形国家一级演员，正师级干部，原来也是我的部下。他原在武汉军区参军，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从部队转业，我见他会摄像就把他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宣传科搞摄像工作。后来他工作成绩突出，被任命为副科长、科长，主管影视工作。80年代后期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领导找到我，说他们剧团要演毛泽东的大戏，想调车予正去剧团演毛泽东，待遇按解放军现役正团长级对待。我见这是车予正人生路上的转折点，就忍痛同意了。后来他在《决战淮海》、《中国1949》、《东方巨人》、《井冈之子》、《毛泽东的传说》、《之伢子》、《李宗仁归来》、《毛泽东诗词》等话剧和多部影视剧中成功的饰演了毛泽东。曾获得全军表演一等奖、全国第二届话剧振兴奖、全国第二届文华奖等。

还有多面手李晓津，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从武汉军区转业，我见他是多面手，就把他留在宣传科工作，开始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后来又负责全局文联工作。他的人品非常好，从没在我、在别人背后说过别人坏话。他是高干子弟，但从未表现出优越感。他从小师从潘寅林教授学习小提琴，后师从武汉音乐学院曾理中教授学习作曲，在声乐艺术上曾师从吴雁泽、季小琴、邹本初，他先后创作歌曲200多首，出版有歌曲创作专辑。并获得首都新闻界“金盾杯”歌曲演唱大赛一等奖，全国“东方红美好杯”演唱大赛一等奖，全国新人展演会美声和民族唱法双金奖等。他还多年坚持业余演唱活动，曾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湖北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等电视台的综艺晚会上参加演出，并在中山音乐堂、金帆音乐厅演唱独唱节目，受到群众欢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辅导的法制宣传处合唱队，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歌咏比赛中荣获金奖。我和他组织的金盾之歌文艺晚会，曾获得公安部和广电部的好评，被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播映。我和他一起连续组织3届的首都新闻界“金盾杯”歌曲演唱大赛，获得首都新闻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赞誉与欢迎。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发表很多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他还是业余乒乓球健将，多次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到全国并出国到国外参加比赛，并多次获得金奖等优异成绩。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就是这样一座大学校，它吸纳了大批各种人才苗子，它又创造各种条件精心培育了他们，使几十名各方面人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六七十人的宣传队伍中，已涌现出局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20多人，专业技术人才30多人。她不愧是培养公安文化人才的大学校！http://home.cpd.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302/22/131516te5ppp9zx9tpw9c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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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虽然已经离开法制宣传这个光荣岗位，步入纪实文学这个新殿堂，法制宣传处这个光荣岗位也早已被撤销，但是我为自己在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担任处长时，为青年人的成长，为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所作出的努力，所牺牲的一切，都感到欣慰与自豪！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这个培养公安文化人才的大学校，将永远铭记在公安文化的史册上！永远留在广大警察的记忆里！


图一，作者（右二说话者）与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苏仲祥（左一）、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鼎丰（左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右一）在记者招待会上。
图二，作者马卫东（中间）与张卫华（左一个矮些）、张策（右一）在东北调研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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